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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作诗，不像他写古文那样重视作品的社会意义或教化功能。他在三十八岁时向人投赠诗文，即自称：“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27)正是这种诗学观点导致了韩诗内容的个人化，也即诗歌题材朝着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倾斜。作为古文家的韩愈最关注的是弘扬圣贤之道，而作为诗人的韩愈却最关注个人的生活经历，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材，并予以提炼、升华。例如《寄崔二十六立之》一诗，叙述两人的交往始末，娓娓如道家常，程学恂评曰：“其中若赠彩绯，酬银盏，皆常琐事也。女助悦缡，男守家规，皆常琐情也。正欲使千载下见之，知与崔亲切如此，慨然增友谊之重，则常琐处皆不朽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八，下册，第878页)我们不能肯定韩愈的写作动机究竟如何，但是“常琐处皆不朽也”一句说得极好。其实自从《诗经》以来，最有价值的诗歌就是歌咏平凡生活中的“常琐事”和“常琐情”的。韩愈就是善于在“常琐事”与“常琐情”中发现诗意的杰出诗人。在韩愈心目中，琐细、卑微、平凡的事物与壮伟、崇高、奇特的事物具有同样的审美价值。所以古色斑斓的珍贵文物石鼓固然能激发诗情，一支被人抛弃的短灯檠又何尝不是绝妙的诗材？衡岳庙、岳阳楼那样的天下壮观固然使他叹赏不已，一处无名的荒山古寺又何尝不使他流连忘返？从军平叛、宣抚叛镇固然使他诗兴勃发，秋日黄昏的默然独坐又何尝不使他诗思如潮？正因如此，在韩愈笔下，几乎一切事物都能成为诗材。近人刘熙载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28)其实所谓“丑”，往往只是平凡到极点而已。例如江湖垂钓，本是诗家喜爱的高雅题材。柳宗元的《江雪》就是一首恪守传统的名作：“千山鸟飞尽，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俞陛云评曰：“空江风雪中，远望则鸟飞不到，近观则四无人踪。而独有扁舟渔父，一竿在手，悠然于严风盛雪间。其天怀之淡定，风趣之静峭，子厚以短歌为之写照。子和《渔父词》所未道之境也。”(《诗境浅说》续编一，第149页)韩愈所写的垂钓诗却大异其趣。例如《独钓四首》，清人方世举评曰：“四诗之中，纤小字太多，一首‘藤角芡盘’，二首‘柳耳蒲芽’，四首‘芡嘴梨腮’，小家伎俩耳。”(《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下册，第1089页)所谓“纤小”，即平凡、琐屑也。唯其如此，韩诗就不像柳诗《江雪》那样清幽雅洁，所以方氏讥之。其实韩诗其一中还有“聊取夸儿女，榆条系从鞍”之句，更是平凡、琐屑的生活细节，更加充溢着人间烟火气。柳诗虚构的清幽境界固然可贵，韩诗实写的人间情境又何尝不是诗意盎然？韩愈笔下的垂钓诗还有更加远离清幽雅境的作品，那就是《赠侯喜》：“吾党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钓温水。平明鞭马出都门，尽日行行荆棘里。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我为侯生不能已，盘针擘粒投泥滓。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暂动还休未可期，虾行蛭渡似皆疑。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髻。是时侯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叔起君今气方锐，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舒芜先生评曰：“《赠侯喜》所写的，其实是无景可观，无鱼可钓。”(29)岂止是无景可观，简直是污糟丑陋，令人生厌。岂止是无鱼可钓，简直是无聊无趣，败人意兴。然而此诗表面上事简语浅，其实赋中有兴，很好地寄托了深沉的人生感慨。就垂钓题材而言，此诗更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走向，堪称开辟之功。 欧阳修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30)就题材走向而言，韩诗犹如汹涌而来的海潮，巨至蛟鼍鲸鲵，细至鱼虾螺蛤，无不随潮而来，形成天地间的壮观。海潮当然也裹挟着一些怪奇丑陋之物，乃至泥沙俱下，但这并不损害其整体上的壮大伟丽。明人李东阳指出：“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1386页)如果将韩愈在诗歌题材上的开拓置于整个诗歌发展史来考察，其历史贡献可与杜甫和苏轼媲美，自应得到高度的评价。 与韩诗相比，柳诗在题材范围上显得边幅狭小。清人许印芳称柳宗元“诗则边幅太狭，不及韩之瑰玮”(31)、薛雪称“柳柳州不若韩之变态百出”(《一瓢诗话》，《清诗话》，下册，第711页)，都是指此而言。那么，柳诗在题材上的特点如何呢？从表面上看，柳诗的题材并不单调。例如，《韦道安》叙述义士韦道安的侠义行为，栩栩如生，描写人物的水平接近柳文名篇《段太尉逸事状》。又如《古东门行》述武元衡遇刺事并致以感慨，表明了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态度。再如《平淮夷雅》两首歌颂平定蔡州之役，思想倾向与韩诗《元和圣德诗》基本一致。但是此种例子几乎是单文孤证，不足以证明柳诗题材之多样化。相反，现存柳诗大多作于南谪之后，它们的主题走向基本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柳宗元始谪永州，继贬柳州，都是山水清绝之地，性喜自然的诗人当然会将明山秀水视为最佳的诗材。韩诗中也不乏题咏山水之作，但韩愈所咏的山水散在各地，有的韩诗甚至并未明言所咏者究竟是何地之景，例如名篇《山石》，那座“山石荦确行径微”的荒山究在何处？王元启说在徐州，方世举说在洛阳，王鸿盛又云：“观诗中所写景物，当是南迁岭外时作，非北地之语，但不知是贬阳山抑潮州，不能定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上册，第145页)柳宗元的山水诗则继承了谢灵运的传统，有些诗在题目中就将游踪交代得一清二楚，例如《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等。有些诗则描写了南方山水特有的地理特征，例如《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苏轼云：“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32)可见柳诗写景之真切、精确。不但如此，柳诗还描写了永州、柳州等地特有的风土人情，例如《岭南江行》：“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再如《柳州峒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虽然诗中流露出浓重的贬谪之愁，但对异乡风俗的描写细腻真切，如同一幅幅风俗画。若将它们与柳诗中的山川风景合而观之，南方的全貌就活色生香地呈现在目前。韩愈虽也两度南谪，但一则来去匆匆，二则无心刻画，韩诗对南方风物的描写远不如柳诗这般亲切生动。人们都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唐代山水游记类古文的重要成就，然而它们仅描写自然风景而不及风土人情。柳宗元的诗歌则从自然与社会两个维度对南方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此类题材虽非柳宗元首创，但其开掘深度则远过前人。 其次，柳宗元在贬谪期间所作的思亲怀友之诗也很值得重视。柳宗元两度南谪，都是与刘禹锡等人同时遭受的集体性政治迫害。他与刘禹锡等人既是宦海风波中同舟共济的密友，又是诗文创作上高山流水的知音，赠答唱酬，多有佳作。例如《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日人近藤元粹评曰：“慷慨凄惋，情景俱穷，直堪陨泪。”(33)此诗与刘禹锡的酬作《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堪称唐代赠答诗中的双璧，它们都是生死交情凝结成的杰作，情文并茂，感人至深。柳诗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它在贬谪和怀人两个题材走向上都堪称典范之作。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与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韦执谊、凌准、程异八人同日被贬为远州司马，时号“八司马”。十年之后，“八司马”中的韦、凌二人已经去世，程异则此前已被擢用，余下的五人奉诏进京，但刚入长安便遭到又一次政治打击，又于同日被贬为远州刺史。表面看来，五人的官职都从司马升为刺史，但贬地则从原来的永州、虔州、饶州、台州和朗州移至更为荒远的柳州、漳州、汀州、封州和连州，“官虽进而地益远”(34)，还朝的希望更加渺茫。当柳宗元登上柳州城楼，远眺风雨迷茫中的异乡风景，怀念音书寂寥的四位密友，其心情是何等的抑郁凄楚！后人对此诗佳评极多，其中以明人廖文炳所解最为确切：“首言登楼远望，海阔连天，愁思与之弥漫，不可纪极也。三、四句惟惊风，故云乱飐；惟细雨，故云斜侵。有风雨萧条、触物兴怀意。至岭树重遮、江流曲转，益重相思之感矣。当时共来百越，意谓易于相见，今反音问疏隔，将何以慰所思哉！”(《柳宗元诗笺释》卷三，第316页)的确，远谪蛮荒带来的委屈，独登荒城引起的孤寂，异乡风物产生的陌生感觉，山重水复触发的迷惘心情，都与连天风雨交织成一片昏暗凄迷的氛围。正是在此种氛围的反衬下，诗人对友人的思念之情显得格外深厚沉重，感人至深。 第三，柳诗最为引人注目的题材走向，无疑是贬谪南荒后的自伤身世。迁客逐臣，本易产生忧谗畏讥和去国怀乡的双重愁绪，况且柳宗元的贬期之长、谪地之远皆出乎寻常，宋人葛立方为之再三叹息：“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永贞之初得一礼部郎，席不暖，即斥去为永州司马，在贬所历十一年。至宪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师。……即至都，乃复不得用。以柳州云，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复六千，往返殆万里矣。”“呜呼，子厚之穷极矣！观赠李夷简书云：‘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阨。穷踬殒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然竟不生还，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可胜叹哉！”(35)柳宗元少负大志，未及牛刀小试即惨遭摧残，远谪蛮荒，终身不复。永州、柳州皆为荒凉瘴疠之地，柳宗元久居其地，身心俱病。受其连累，老母卒于永州，从弟卒于柳州，家破人亡，更增悲痛。跼地蹐天，柳宗元自觉身同囚徒：“吾缧囚也。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36)所以虽然唐代诗人身遭贬谪者代不乏人，唐诗中抒写贬谪之悲的佳作也不计其数，但是柳宗元的贬谪诗仍然卓然名家，引人注目。宋人蔡启云：“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37)“酸楚”是一部柳诗的基调，即使其题咏山水和思亲怀友的作品也不例外。当然，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其自伤身世之作。他在《冉溪》一诗中自表心迹：“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壮心销尽，无可奈何，只能以囚徒自居。如此身世，尚复何言？于是柳宗元的贬谪诗便收敛了锋芒，掩藏了愤怒，只剩下哀惋凄切。例如《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远弃甘幽独，谁言值故人？好音怜铩羽，濡沫慰穷鳞。困志情惟旧，相知乐更新。浪游轻费日，醉舞讵伤春。风月欢宁间，星霜分益亲。已将名是患，还用道为邻。机事齐飘瓦，嫌猜比拾尘。高冠余肯赋，长铗子忘贫。晼晚惊移律，睽携忽此辰。开颜时不再，绊足去何因。海上销魂别，天边吊影身。只应西涧水，寂寞但垂纶。”近藤元粹评曰：“辞旨凄惋，怨意自深，是其境遇使然也。”(《柳宗元诗笺释》卷二，第155页)然而细味全诗，仍觉怨而不怒，并不像韩诗那样剑拔弩张。更其甚者，则索性将哀怨之情深藏于字里行间，外表上不露形迹，例如《溪居》：“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顾璘评曰“超逸”(《柳宗元诗笺释》卷二，第139页)，高步瀛评曰“清泠旷远”(38)，其实都被诗人瞒过了。正如柳宗元《对贺者》所云：“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此类柳诗所蕴含的感慨最为深切，犹如高温的火焰反而呈蓝白色而非红色。沈德潜总评柳宗元的永州诸诗云：“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39)堪称的评。 上述三类柳诗都属于古典诗歌中最为常见的题材，可见柳宗元在题材走向上并无韩愈那样的开辟之功。宋人林光朝云：“韩柳之别则犹作室。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40)此喻颇可解颐，但不如以耕种为比喻更加确切。韩愈漫天撒种，即使侵占别人土地也毫不在意。柳宗元则谨守畛畦，然而深耕细作。若将“柳如江”之语移以评其诗，则柳诗颇似峡谷深江，水面上仅见少许漩涡，甚至平稳如镜，其实却是鱼龙潜藏，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如果说韩诗是在水平方向开拓了诗歌的题材走向，那么柳宗元则是对原有的题材范围进行了深度开掘，他的贡献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就诗歌艺术而论，韩、柳两家之诗风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韩诗气势雄伟，炫人眼目；柳诗思虑精切，耐人咀嚼。韩诗波澜壮阔，层出不穷；柳诗波澜不惊，意蕴深厚。韩诗以鸿篇巨制见长，尤擅七言古风；柳诗以短小精悍为长，尤擅短古和律诗。韩诗意象多瑰怪奇特，柳诗意象多清丽雅洁。韩诗善用赋体来叙事或作铺陈排比的描写，柳诗善用比兴来抒写内心的幽约情思。韩诗外扬，柳诗内敛。韩诗博杂，柳诗专精。明人刘成德云：“昌黎之诗丰而腴，柳州之诗峭而劲。”(41)胡应麟则称道“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42)，这两则相当准确的评语，也令人联想到“韩如潮”“柳如江”的说法。下文对两家诗风相异之处略作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