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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盛世长歌到“我心忧伤” 西周初期，天下初定，周人政权在手，心雄万丈，整个社会处于相对稳定、平和的礼乐秩序中，宗周贵族们时时流露出睥睨天下的自信，其音乐风格也表现出雍容、舒缓的庄严。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49)、“颂者，其乐安而迟，其歌申而荡，其思深而远，至矣”(50)。 (一)西周雅、颂诗篇和乐、平静的心理世界 颂诗源自西周宫廷，自然带着宫廷庄严、宏大的气象，反映着周初政治家健朗、平和的心绪。《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的《耆夜》、《周公之琴舞》记载了西周初年盛大的礼乐颂诗活动。《耆夜》的背景是武王八年讨伐黎国，大胜而归，周人在庙堂之上举行盛大的饮至礼，舍爵庆祝。期间周武王、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辛公甲、吕尚父等在周代建国事业中建立赫赫功勋的政治家悉数登场，君臣互敬，上下和乐，武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51)：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恁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52) 整个过程君臣互敬、上下和乐，洋溢着自信而从容的欢乐气氛。而饶有兴味的是，周公举杯之际，忽有蟋蟀跳跃于庙堂，周公触景生情，托物寄情，将时光流转的感慨与“好乐无荒”(53)的劝诫结合在一起。而《周公之琴舞》(54)更是体式宏大，诗有九启，每首诗后以“乱曰”收束全篇，其中成王所作“元纳启”，与《周颂·敬之》大意相同，是周颂的代表性诗篇，诗人的心态是明朗、温润的，充满“学有缉熙于光明”(55)的积极向上精神。 孔子称赞二南诗的重要原因是认为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情感平和中正，符合周代礼仪规范。二南诗里的君子们愉悦快乐，沉浸于安闲、平静的幸福祈祷中。虽然他们的生活也有忧伤，但总体上还是平静的，情感的波动很小。即使有“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周南·卷耳》)(56)的忧伤，或者是“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召南·行露》)(57)的抗争，但都是贵族生活的轻轻叹息，或者是一时间的生活波折，宛如宁静水面上荡起的一丝涟漪，转瞬即逝。对于生活优渥的贵族而言，岁月波缓潮平，风轻云淡，难留痕迹。 (二)春秋诗人的天命质疑与精神动摇 神圣的天命观念的动摇，是春秋人精神迷茫的思想基础。“天”字在《诗经》中共出现了九十七次，在《周颂》和正风正雅中还是正义的庇护苍生的化身，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如：“天保定尔，俾尔戬谷。罄无不宜，受天百禄。”(《小雅·天保》)(58)上天护佑苍生，人世间一切福禄都是上天带来的。因此颂诗充满了对“天”的敬畏与颂扬，小心翼翼地匍匐于神圣的“天”的意志下，虔诚地表达着“秉文之德，对越在天”(《周颂·清庙》)(59)、“燕及皇天，克昌厥后”(《周颂·雍》)(60)的虔敬之情。而在变风变雅中，“天”的意味发生了根本转变，神圣的“天”不仅不再降福人间，甚至制造灾难，带来祸患，“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61)？ 变风变雅中的“天”是冷峻的、严酷的，人间的混乱、饥馑、黑暗，都来自上苍的惩罚。在宗周灭亡、王室衰微的现实面前，周人以天命为支撑的思想宫殿也崩塌了。“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62)，无论周人怎样祈祷，怎样祭祀，怎样竭尽所有，上天已经听不到他们的呼唤和诉求，他们由此陷入了空前的精神绝望。 (三)春秋诗人“我心忧伤”式心理格局的形成 强盛的西周王朝曾是周人引以为豪的记忆，而至春秋时代，地坼天崩、沧海桑田，昔日巍峨的宫殿已经变成禾麦离离的田垄。与之同时，西周王权的天命思想和神权观念也倒塌了，一种巨大的精神迷茫和心灵忧伤，在变风变雅中弥漫开来。如《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63) 这是春秋人心灵世界的典型呈现。《王风》是东周京都洛阳的作品，按照郑玄的解释，此时的东周已经衰败：“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谓之王国之变风。”(64)《黍离》是《王风》的第一篇，《王风》这一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天地翻覆的巨大变化，有一种历史巨变的沧桑感。与西周人相对平静、波澜不惊比起来，春秋人的精神世界波起云诡、笼罩着浓重的迷茫情绪，巨大的悲凉和忧患笼罩在心头，形成了中国诗人在王朝更替、世事兴衰的历史过程中《黍离》之悲的心灵模式。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引发诗人如醉如噎的心灵悲痛，连行进的脚步也变得迟缓、沉重，诗人禁不住追问苍天，是谁制造了如此深重的人间苦难？“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王风的基本情感基调，也是整个春秋时代诗人的情感基调。 风雅之变首先是诗的情感世界的变化。“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王风·兔爰》)(65)。他们感叹生不逢时，遭遇了忧患丛生的时代。所谓“我生之后”，就是平王东迁之后。自此，传统风雅精神的自信与坚定，被怀疑、悲凉的心态替代。西周贵族诗中雍容、祥和的风范渐渐远去，哀怨、不平的声音成为变风变雅的主旋律。 比起国风来，《小雅》由于汇集了更多离政治更近的下层士大夫的作品，因此更多抒发的是对政治不公的怨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66)。《北山》的这种牢骚、哀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怨怒，而是有着明确的思想指向。“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不啻为一种新的诗人宣言，将“我”与众人、与世俗的世界区分开来，倾诉内心的不平。这标志着一种独立的、抗争的、哀怨的、批判的、屈原式人格的诞生，锋芒直指整个强大的世俗世界。诗的末尾，罗列了诸多不公正现象：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67) 这是春秋宫廷政治生活的真实展现。诗人叠用十二个“或”字，排比中有对比，不平之气，蕴积已久，一气呵成，不吐不快。尽管比起所谓“正风正雅”，不那么温柔敦厚，却揭示了世俗世界的种种劳逸不均、苦乐不平，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 失去了宗教庇佑的天空，变风变雅更集中于个人命运的描写，表现在巨大民族灾难里孤苦无依的士人们的挣扎和哀叹，笔墨集中于个人的内心世界，力图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揭示出沉淀在诗人情感深处的悲伤与绝望。“我心”一共在《诗经》中出现了四十六次：在被称为“正风”的《召南》中还有“亦既觏止，我心则说”(68)的诗句，表现出由悲而喜的心理活动，而在变风变雅中，“我心”成了忧伤、悲凉的代名词，这恰好反映了春秋时代诗人的心理状态。如：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鄘风·载驰》)(69)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小雅·正月》)(70) 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小雅·小弁》)(71) 昊天孔昭，我生靡乐。视尔梦梦，我心惨惨。(《大雅·抑》)(72) “我心忧伤”成为变风变雅的习惯用语，这正揭示出春秋人孤苦无依、无可奈何的典型心境。尽管引发诗人心理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为情爱，或为生存，或为家国，或为个人，然而情感的基本旋律都是抑郁、忧伤的。春秋时代的历史巨变在诗人心中刻下鲜明的印记，时代风云蕴积成浓重的心理云雾，使得他们很少开怀大笑，时时流露出内心的抑郁不展。这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我心忧伤”是中国古典诗人的基本心理原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