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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宏大历史叙事到日常生活展现 维柯曾说：“荷马以前已有三个诗人时代。首先是神学诗人们的时代。神学诗人们自己就是些英雄，歌唱着真实而严峻的神话故事；其次是英雄诗人们的时代，英雄诗人们把这些神话故事窜改和歪曲了。第三才是荷马时代，荷马接受了这样经过窜改和歪曲的神话故事。现在对远古历史运用玄学批判的方法，即对最初各民族自然形成的一些观念进行解释，也可以用来说明和分辨戏剧诗人们和抒情诗人们的历史，而过去哲学家们所写的这方面历史都很暧昧而混乱。”(20)维柯是把古希腊早期文学分成神学诗人时代、英雄诗人时代和荷马时期的戏剧和抒情诗人时代。神学和英雄诗人时代文学的主题充满了对神灵的敬畏和对英雄的崇拜，属于这一时期的诗“歌唱着真实而严峻的神话故事”。正风正雅是以“歌唱着真实而严峻的神话故事”为主旋律的，描述着早期民族历经波折、艰难创业、走向辉煌的历史，塑造了一大批半神半人式的民族英雄人物。变风变雅告别了盲目的英雄崇拜和宗教自信，而转向世俗生活的具体表现和社会生活的全景描绘，具体的、写实的、世俗的、感伤的文学成为主流。 (一)从宏大历史叙述到世俗生活的具体描绘 西周早期的雅、颂诗篇以描绘宏大的历史题材、歌颂民族历史上英雄人物见长。以《大雅》所谓“正大雅”为例，十八篇诗篇共同组成了周民族从后稷以农业兴国，到公刘迁豳，古公亶父居岐，季历受命，文武革命，直至周公作典、成王训诫的历史，讲述的正是周民族从小到大、由弱及强的发展。每个篇章看起来短小，而十八篇诗歌组合起来，世代讲述，组成了一个气势恢弘的史诗乐章。由于受到一些文学史家的影响，我们注重的仅仅是《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史诗。其实经学家所说的十八篇“正雅”，共同组成了周民族的史诗，讲述的是一个民族集体的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民族兴旺的历史过程。 西周雅、颂诗篇叙述的是民族集体的历史兴衰，而较少关注个人情感的喜乐悲欢。正风正雅体现着周代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代表着周代上层贵族倡导的主旋律。从民族立场出发，西周雅、颂诗篇塑造了一组震撼人心的民族英雄群像，如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姜尚等在周民族发展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英雄人物。他们或是开创了整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或是带领周民族冲出异族的欺凌和包围，迁徙到一个新的领地，从而为民族发展赢得生机；或是为周民族开国奠定思想、文化基础；或是在殷周革命中建立卓越功勋。在正风正雅的诗篇中很少关注平凡人，很少表现男耕女织、男欢女爱的世俗生活。 而变风变雅却在神圣的王朝崩溃之后，淡化了宗教生活的严肃、虔敬，开始面向朴素的世俗生活，以一种新鲜、活泼的语言讲述日常生活，使得诗歌站在了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上，充满了世俗生活的情趣和普通人物的心灵悲欢。世俗生活不像宗教生活那样气韵非凡，却因其普通而自然生动、丰富多彩。变风变雅最具风采的正是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全面记录。 变风变雅以自然的笔触描绘出春秋时代耕耘、征役、祭祀、歌舞、爱恋、宴饮等世俗生活场景，描绘出春秋各个城邦全面的社会生活图画。如：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郑风·女曰鸡鸣》)(21)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齐风·鸡鸣》)(22) 这两首以“鸡鸣”为题的诗篇，一首出自《郑风》，一首出自《齐风》，主题大致相同。两首诗的对话来自夫妻深闺的床笫之间，平白亲切，充满生活情趣。郑国猎人丈夫说不是东方既白，而是启明星的光明。而齐国官员丈夫的回答则更诙谐生动，竟然说听到的不是上朝的声音而是苍蝇的嗡嗡声，不是天光大亮而是月色晶莹。面对耍赖的丈夫，猎人的妻子好言相劝，以获取猎物、烹制佳肴来哄劝丈夫起床狩猎。齐国官员的妻子面对赖床的丈夫则显得有几分责怪、几分娇嗔。“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既然你不肯起床，那就索性一起睡；“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耽误了上朝，受到责怪，你可不要埋怨我。诗中情话依依，仿佛是一幕幕现实生活剧，情态毕现，将普通夫妻间纯洁自然的情感世界和朴素温馨的生活描绘得细腻传神。诗中两位不同职业的丈夫在妻子面前都任性耍赖，率真自然，毫不矫情。而两位妻子或温婉柔顺，或泼辣顽皮，却都表现出对丈夫的款款深情。 变风变雅的写实成就体现在将笔墨集中到具体生活来描述：或从宏大的生活森林里掇拾一花一草、一枝一叶，感受自然的清新；或从恢弘的历史进程中剪裁一两个琐细的场景，展现具体的生活画面，滴水映日，见微知著，从细小走向广大，由具体展现整体。这比泛泛的宏大叙事更具有真实的力量。《静女》中的那个娇羞的少女，带给恋人的竟然是从郊外采摘的一束白茅草(荑)，而诗人也觉得格外美丽：“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23)再如《齐风·卢令》： 卢令令，其人美且仁。 卢重环，其人美且鬈。 卢重鋂，其人美且偲。(24) 诗歌赞美了猎人的健美仁厚和骁勇矫捷，不过却是从猎犬脖子上“喤喤”作响的铃铛引发的。诗人善于捕捉细节，于细微处引发对具体生活的描绘。变风变雅中大量的短小篇章，常常就是某个生活细节的描绘。《王风·君子阳阳》一诗仅八句，深情地描绘了意气飞扬的君子，他只用一个“左执簧，右招我由房”(25)的动作，即左手秉持起舞的乐器，右手轻轻一个手势，便让多情的少女心花怒放了。《郑风·狡童》中描写的仅是一对热恋中男女的一点小矛盾：“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26)一个小事件却反映了一个大的爱情主题，这比泛泛地、抽象地表现男女爱恋更有感染力。 (二)从有限的宫廷世界到社会生活的全景展现 正风正雅尽管表现出史诗般的宏大、崇高，但笔墨还是集中在狭小、有限的宫廷世界，很少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变风变雅没有了史诗式的崇高，却将文学从宫廷带入了世俗生活的广阔舞台。隆重、盛大的宗教礼典由于天命意志的弱化在春秋社会不断世俗化、艺术化，宗教的意味逐渐弱化，渐渐成为单纯的歌舞艺术形式。如《陈风·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27) 宛丘本来是陈国的祭祀中心，这里呈现的不再是虔诚的宗教祭祀，而是世俗的人间歌舞。在高高的宛丘之上，舞者敲鼓击缶，手持彩色羽毛的舞具，自由奔放地起舞，一年四季，经冬历夏，吸引了观赏者的爱慕。在诗人深深的爱慕中，宗教神圣的内容被朴素、真挚的爱情所代替，充满了世俗的快乐。“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28)，东门宛丘，树阴如盖，美丽少女，婆娑起舞，甚至到了“不绩其麻，市也婆娑”(29)的程度。这样的描绘里，已经很难见到宗教礼乐的沉重和庄严，反而充满了发自心底的淋漓、酣畅的生命歌唱。 农业劳动是周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也是《诗经》经常表现的生活内容：“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30)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禾麦无边，丰收在望。从周代官员视察的目光中，可以看到田野上农夫们或是除草、或是培土，谷麦生长得格外茂盛。《小雅·甫田》特别描写了古老的馌礼风俗：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31) 风，即风俗，即教化，即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孔子诗论》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32)国风容纳了广泛的社会生活，描绘了周代各个诸侯城邦的风土人情，以现实主义的艺术笔法向我们展示了一幕幕生动具体的世俗风情画卷。 世俗生活是人类的基本生活状态，也最能显现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都不能离开朴素的日常生活，因此真实而细致地表现日常生活代表着文学的历史进步。变风变雅中宴饮诗展示着色彩斑斓的世俗生活，也显示着春秋贵族的礼仪风雅。《小雅》多是一般贵族的生活描绘，《鹿鸣》为《小雅》之首，诗中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33)、“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34)正是士大夫们宴饮之乐的主题。 通过《小雅》，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贵族宴饮生活的富庶、祥和。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席间是“清酒百壶”，佳肴有“鲿鲨”、“鲂鳢”、“采亨瓠叶”、“炮燔兔首”、“炰鳖鲜鱼”、“维笋及蒲”。这是春秋风雅精神的物质基础。《小雅·宾之初筵》对宴饮生活的描写，则更注重细节的刻画，更加生活化：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 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35) 宴会刚刚开始，一切按礼仪规定展开，杯盘摆放整齐，美味陈列有序，钟鼓舒缓悠扬，宾主温雅举杯，所谓“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36)。而一旦进入陶醉境界，便是忘我，便是任意，便是忘记一切礼仪：“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37)这幅景象很容易被理解为诗中的狂欢跨越了礼乐的界限。其实，按照《乡饮酒礼》的规定，“礼终乃宴”(38)，即先礼后宴，先依礼而行，主要包括献酒与作乐礼节，最后进入宴宾阶段。礼的部分要恭谨，宴的部分要放松。宴会的高潮部分是“无算爵，无算乐”(39)，即饮酒不计量，音乐无限度，任意而行，醉而后止，尽欢而已。这是礼乐背景下的饮酒精神，是有限度的精神放松，因此这里描绘的酒醉之后、帽子歪斜、舞姿踉跄，“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40)的生活场景，其本质是符合礼乐精神的。这样的记载真实再现了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 爱情是人类的基本情感方式，也是诗歌的永恒主题。正风正雅里表现的常常是合乎礼仪规范的婚姻，而不是源自生命的爱恋，缺少了一点超越世俗的浪漫和激情。春秋时代，典范的城邦文明不仅政治上突破了西周王朝的束缚，更重要的是春秋人精神的突破和跨越，一种王权之外的自由思想开始成长，连人的爱情也呈现出自由、浪漫的特征。变风变雅的爱情诗突破了正风正雅的温和，以一种率性、自由的特征表现出来，有着大自然的纯朴、清新。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  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41)旷野茫茫，碧草青青，草尖上滚动着晶莹、浑圆的露珠。恰在这时，一位眉目清扬、婉转动人的姑娘，从散发着自然清香的旷野上款款走来，诗人与露珠一般晶莹的姑娘不期而遇，一种不可遏止的爱慕情愫油然而生。整首诗灵气飞扬，清新流畅，毫无造作。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的真诚，是《诗经》爱恋诗的显著特征。再看《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42) 这首诗是所谓“桑间、濮上之音”的代表，也描述爱恋情感。在城邦的郊外，诗人一边劳作，一边想起心中的佳人，“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之类的甜蜜往事，接踵而来，层层展开，一气呵成。诗的韵律悠扬、音节铿锵，宛是一首快乐的爱情交响曲。 (三)从英雄崇拜到城邦君子塑造 在《诗经》对世俗生活的描述中，最精彩的是众多普通人物的刻画。正风正雅侧重表现的是那些带领整个民族走出苦难、走向辉煌的英雄，他们总是天赋异禀、生而不凡，很少展现个人情感的波澜和心理活动。变风变雅则更多描写各种各样的普通人，他们或是征夫、或是猎人、或是牧人、或是耕者、或是宫廷卑微的官吏、或是寄情山水的隐逸者、或是相思的恋人、或是哀怨的弃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他们以“君子”相称，但是已经不像正风正雅中的英雄那样高大完美、肩负使命，而是有了更多的世俗追求，遇到生活的挫折常常表现得哀怨嗟叹、牢骚不平。 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周民族与以草原文明为核心的猃狁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周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变风变雅的一些篇章里也写到战争的苦难与艰辛：“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43)但战争的苦难却没有使春秋人的精神衰退，反而愈加着力于表现一种积极从军、昂扬向上的尚武精神。如《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44) 整首诗情绪饱满、格调明快，没有在战争面前的恐惧迷茫、不知所措，而是忠于国家、敢于承担，彼此召唤着、鼓励着走向战场。这种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对后来中国人在民族斗争面前具有巨大的精神鼓舞和示范作用。变风变雅在战场上、征途上活跃的都是抒情主人公“我”，都是生动的个人，而不是模糊的集体。 变风变雅中隐逸诗篇的出现，标志着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成熟的隐逸群体。《卫风·考盘》云： 考盘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考盘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言，永矢弗过。 考盘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言，永矢弗告。(45) 盘，是木制盘形的打击乐器(46)。涧溪畔、山弯旁、平原上，高大健硕的诗人敲击着木盘，徜徉其间，任意歌呼，洋溢着天真、自然的气派。隐逸者不仅有着挺拔、健朗的身姿，更有一种充实、自信的精神。他们以艺术歌唱的姿态对抗着世俗世界的侵蚀。《魏风·十亩之间》谓：“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47)朱熹注云：“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48)厌倦了尘世的喧嚣，诗人又想起了十亩宅院、青青桑田，想起了田园里的自由往来、惬意自适，于是呼朋引伴，隐逸山水，回到田园。这应是最早的“归园田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