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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变风变雅”意味着春秋文学新的精神气象与格局。春秋文学的“新”与“变”不仅仅是经学家指责的消极意义上礼崩乐坏的政治转折，更是积极意义上新的人文思想和审美思想的精神涅槃。经历地坼天崩的政治变化，春秋文学主题发生重大历史转向，由一味地英雄崇拜和颂扬转变为对天命的质疑与对政治的揭露和批判，由宏大的历史叙事转为广泛社会生活的生动描写，一大批生动的君子形象出现在春秋文学的历史舞台上，形成《黍离》式心理忧伤模式。文学的形式也由矜持庄谨转向清新活泼，在审美上也由雍容冲淡的写意式描写转向铺陈写实的表现方式。 作者简介：傅道彬，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变风变雅”的提出，意味着经学家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春秋时代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精神转变。《礼记·乐记》将“变风变雅”又称为“新乐”，“新”与“变”正是春秋文学的主要特征。 经、史学家对风雅之变的指责与诟病，往往遮蔽了我们对春秋文学历史突破的认识。春秋时代不仅仅是经学家描绘的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乱世，更是新的人文思想和艺术思想的一次精神升华。春秋诗人的情感不再是宗教礼乐背景下的中庸、平和与简单、自信，而是变得凌厉急切、心事重重，哀怨抗争的诗人形象渐渐清晰起来；诗的主题由民族的集体语境下的宏大历史叙事和英雄赞美，转向个人的命运、遭际基础上的世俗生活展现和内在情感抒发，拓宽了艺术的表现空间；在审美上，不再是雍容、冲淡的写意式的宏阔描写，而开始了铺陈写实的表现方式：一群普通的城邦君子替代了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生动活泼地出现在春秋文学的历史舞台上。于是，春秋文学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出来。 一、风雅之“变”与春秋文学的精神格局 “变风变雅”一词最早见于《诗大序》：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① “变风变雅”是指以《诗经》为代表的周代诗歌从早期雍容平和、乐观向上的盛世之音，向春秋时代以落寞无奈、哀怨感伤为主题的情感抒发的文学转变。《诗大序》是从批判的角度提出“变风变雅”这一概念的。所谓“变”，第一，是时代之变。变风变雅的时代特指自厉、幽开始的西周晚期，历经平王仓皇辞庙、草草东迁的社会动荡，最终发展至王纲解钮、诸侯称霸的春秋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诗大序》认为这是一个王道衰落、礼义废弛、政治失序、邦国改制、家室变俗的时代。第二，是文学之变。文学是记录时代的，历史的变革强烈影响着文学思想的变革。诗人们面对着沧海桑田般的社会变化，感伤于道德伦理的衰微，哀叹于政治环境的严酷苛刻，悲从中来，以诗讽喻，力图以诗的形式记录历史，表达强烈的抗争与愤懑情绪。第三，是心灵之变。王室东迁，地坼天崩，带给诗人们强烈的心理震荡。早期简单的昂扬、自信转化为春秋复杂的悲凉、忧伤，在苍凉的心态中怀念着西周盛世。西周雅、颂诗篇情感上的从容不迫、含蓄平静，被变风变雅的质疑问难、哀怨感伤替代了。 风雅之“变”是相对于风雅之“正”提出的，“正”、“变”相对，与“变风变雅”相对的概念是“正风正雅”。在经学家的眼里，正风正雅是《诗》之“正经”。郑玄《诗谱序》谓：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② 在郑玄的阐释里，“《诗》之正经”之“正”，具有这样的历史与形式特征： 第一，正风正雅突出以赞美、歌颂为中心的思想主题。颂诗以歌颂为第一要义，所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③，经学家论《诗》，只有变风变雅，而无所谓变颂④，因为颂诗以赞颂为本，自然属于“正经”。而《大雅》、《小雅》中的许多诗篇也以颂赞为情感基调，既有像《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录周民族历史、歌颂民族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件和创世英雄的诗篇，也有像《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等叙述伦理生活、歌颂宗法制度下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友爱之情的诗篇，其表现的政治生活有小、大之分，但情感基调都是颂扬、赞美的。《周南》、《召南》是国风中属于正风正雅的典范诗篇，体现的是西周初年周公、召公教化之地的淳朴风俗，充满了对周、召故地被“文王之化”的怀念与崇敬。赞美、歌颂或讽刺、哀怨，成为判定诗之正、变的标准。按照《诗谱》划分，国风中的二南诗二十五首、《小雅》从《鹿鸣》到《菁菁者莪》十六首、《大雅》从《文王》到《卷阿》十八首，共五十九首，属于正风正雅。 第二，正风正雅承担着礼乐教化的政治使命。儒家的文学理论特别强调诗的教化意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⑤诗具有艺术和审美上直指人心的力量，这使其更容易担当起转移人心、改变风俗的政治使命：“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⑥儒家之所以重视二南，是因为二南代表了西周盛世温柔敦厚的诗风教化。郑玄《诗谱》认为：“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⑦二南区别于十三国风，是因为其体现着西周礼乐教化的深刻影响。正风正雅诗篇有礼乐仪式上的神圣性与庄严感，颂诗在对神灵、祖先的虔敬中，且歌且舞，形容肃穆。《礼记·经解》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⑧古代思想家从来不把诗乐当成简单的娱乐形式，而寄托着转移人心、提升情感、淳化风俗的政治目的。 第三，正风正雅代表着中正、平和的传统美学精神。中国古典美学反对偏激过度，主张中正、平和，中和就是生命永远处于适度而不过分的运动状态。风雅之正，“正”是情感上不对立、不过度，“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⑨，“和”是生命中多种元素、多种形式的有机综合，与“和”相对的概念是单一世界的“同”。周代思想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⑩的命题，认为生命的产生是不同性质的物质相互包容、相互平衡的结果，而排斥其他事物单一的“同”，则什么都不会产生。古典诗乐正是要通过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的“和”，寻找到对立事物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包容的“中”的平衡点。《尚书·舜典》谓：“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1)直与温、宽与栗、刚与无虐、简与无傲，是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的人格特质，传统经典不是将事物的冲突、对立激化成此消彼长、你生我死，而是通过融合折中、彼此调节，化戾气为祥和，由此进入化境，生生不息。 这种审美的“A而B”和“A而非B”的艺术境界，恰恰是孔子等思想家称赞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2)、正风正雅的艺术品格。诗要表达或是快乐或是忧伤的自然情感，但又要控制在礼乐文明允许的合理而适度的范畴里，尽情而不放纵，自然而不过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乐对《诗经》的评论是以“中和”为审美评价标准的，其论颂诗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13) 这十四个排比句跌宕起伏、不一而足，不把任何一项情感推向极端，从多个角度详尽地表达了对情感的从容平和、形式的流动有序的艺术追求。这与二南诗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精神是一致的。颂诗的审美品格与风雅之“正”的艺术追求也是相通的。 “变”是“正”的反动，到了变风变雅，正风正雅所包含的颂扬赞美的思想主题、温柔敦厚的礼乐教化以及中和平正的审美追求，都被打破了。这打破的过程，也是新生的过程，变风变雅挑战了周代宫廷的传统艺术精神，形成了走向世俗的审美品格。 “新乐”是经典对变风变雅的另一称谓，《礼记·乐记》记载了魏文侯与孔子弟子子夏关于“古乐”和“新乐”的讨论：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14) 魏文侯与子夏讨论的“古乐”与“新乐”关系问题，本质上就是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的关系问题。尽管子夏竭力维护古乐，强调风雅之正，但从他对“新乐”攻击性的言论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充满生机的诗乐艺术对传统的挑战。其一，新乐不再像古乐那样理性地承载道德教化的神圣内容，而转向追求感官和欲望的刺激，刻意卸载艺术的教化功能，而一味顺乎人情，陷入非理性的酒神沉醉。子夏认为古乐承载着“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教化内容和政治使命，而新乐则“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这种纵情放浪的音乐打破了礼乐的道德限制，陷入冲破伦理、打破秩序、消解神圣的感官享乐中。其二，新乐在情感表现上不再是西周盛世里优雅、虔敬的颂歌，而转向不可遏止的乱世幽怨的抒发。《乐记》根据情感的表达，把音乐分成“治世之音”、“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15)，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16)，而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7)。据此，他们把属于变风变雅范畴的郑、卫之音当成了乱世之音、亡国之音：“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18)子夏将盛世之音称为“德音”，而将周代衰微以来的音乐称为“溺音”，所谓“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19)。从正风正雅的思想情感审视，一切背离了颂赞的诗歌，都成了乱世之音。其三，新乐在审美形式上并不一味地坚守中正、平和，而转向激越和放任。孔子批评郑风，子夏评论新乐，都以“淫”字为口实。淫，就是过度、放任、不收敛。在审美上，经、史学家特别强调对人自身欲望的节制和收敛，而变风变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冲破法度，一任情感与欲望的自由发展、不加束缚。这也是古乐与新乐的区别。古乐庄重谨严，须正襟危坐、端冕而听，久而久之常常令人神情木然、昏昏欲睡；而新乐则自由任性、毫不节制，因此总是让人充满激情、不知倦怠。 风雅之变的本质是春秋文学的精神之变，是传统风雅精神向新的风雅精神的转变。摆脱了西周强大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的诗人们，带着怀疑和自信的复杂心理走上历史舞台，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一种自然的而不是骄矜的、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忧伤的而不是和乐的、写实的而不是夸饰的新的文学不断发展、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