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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赋心”“赋神”的内涵与文学倾向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有“屈原赋之属”“孙卿赋之属”“陆贾赋之属”，首列者皆楚人，或者即有尊“赋出楚人”之意。深入分析西汉赋家作品，却体现出“赋心”“赋神”不同的赋论思想。 “屈原赋之属”，凡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据上文，屈原、唐勒、宋玉属于先秦，汉初之赵幽王赋、庄忌赋、贾谊赋、枚乘赋，皆上承屈原、荀子赋抒情传统。司马相如赋、淮南王赋、淮南王群臣赋、太常蓼侯孔臧赋、阳丘侯刘郾赋(齐悼惠王子，汉景帝四年被削为司寇)、吾丘寿王赋、蔡甲赋、汉武帝所自造赋，皆汉武帝时期赋作。兒宽赋、阳成侯刘德赋、刘向赋、光禄大夫张子侨赋、王褒赋，同属近臣之赋，如《汉书·兒宽传》：“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2](P821)他们这种近臣身份，为其赋作注入了两种倾向：第一，政治上的得势与皇帝的格外宠信，使其赋作包含着“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宏大气象与“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②；第二，政治地位与身份的特殊性，使其能够以近臣身份赋予汉赋作品以讽谏主旨。前者符合他们对知识掌控与信息传递的需要，后者则是他们在赋作中的寄托遥深；二者的结合，则体现着赋家对政治权力的无限向往和对国家政治的高度关心。这就是汉武帝时期赋家的社会关怀与现实关切。这种赋论，刘熙载结合《西京杂记》的记载总结为“赋心”，其特征有三：第一，与《诗》之“鸟兽草木”的学习有关；第二，与“雅言”有关；第三，与“诗言志”有关。这说明，汉代“赋心”理论继承了先秦《诗经》“诗言志”与“赋志”传统以及先秦文化的传授传统，并且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赋予作品以鲜明的讽谏功能。此类赋作的本质特征，就是其中既含有作家本人的学术思考和情感寄托，又含有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思考。 “赋心”之作，“主文而谲谏”，多劝谏、多训导、多教化，功能类同《诗经》。赋家往往继承先秦史家“直书”传统，在文章中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直接的社会干预倾向，其中所有的景物描写，皆为特定的文章主旨服务。如枚乘《七发》，其中写自然音乐、山珍海味、骏马良御、山海奇观、校猎场面、曲江观涛等，并非为情而写景，而是写景以“写志”，即具有特定的写作主旨。所有的景物描写，都是为阐述“天下要言妙道”服务。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侈靡多过其实，且非义理所止”，但所有的夸饰皆为揭示“仁者不繇”的主题。这种赋末“劝诫”的体式，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严重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 “陆贾赋之属”，所见作家有枚皋、朱建、常侍郎庄葱、严助、朱买臣、宗正刘辟强、司马迁、郎中臣婴齐、臣说、臣吾、辽东太守苏季、萧望之、河内太守徐明、给事黄门侍郎李息、淮阳宪王、扬雄、待诏冯商、博士弟子杜参、车郎张丰、骠骑将军朱宇，凡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汉初五十年以内的赋家中，朱建被汉高祖赐号平原君，枚皋、庄葱、严助、朱买臣同为汉武帝近臣，并能受到皇帝特殊的宠信③，宗正刘辟强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汉昭帝“举茂才刘辟强、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强守长乐卫尉”，司马迁为太史。郎中臣婴齐，班固注：“武帝时。”颜师古曰：“刘向云故待诏，不知其姓，数从游观，名能为文。”[2](P1731-1732)臣说、臣吾皆武帝时人，姚振宗认为二人“亦官郎中”[5](P320)。陆贾本人亦为高祖太中大夫。据此可知，汉武帝时“陆贾赋之属”之赋家，皆为皇帝近臣，或为郎官，或为大夫，其才能皆长于文辞、论议。他们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才能，为其进谏皇帝提供了便利。陆贾代表汉王朝多次出使南越，并能在高祖前从容进谏，可证。其他如司马迁、严助、刘辟强等，皆有此便利条件。枚皋“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其实也有委婉而讽的意思。之所以说他们“委婉而讽”，就与他们这种近侍身份有关。这些赋家其实并非国家重臣，类似倡优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向帝王直言相谏，其赋作必然更加倾向于对自然万物的形象描绘。扬雄《法言》称“人心其神”“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万物作类”，罗根泽先生认为：“这虽不是对赋而言，然若以适用于赋，亦当然是‘赋神’。”[6](P93) “赋神”之作，呈现出两种文学倾向： 第一，赋作“讽谏”的成分大大减少。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扬雄生活的时代，除了汉成帝稍微喜爱汉赋，汉哀帝、汉平帝，即位时年岁不大(汉哀帝十九岁、汉平帝九岁)，对汉赋尚无明显喜好，况且权力不在他们手中，此时赋家并无讽谏必要。其次，汉成帝以后，外戚擅权，赋家远离政治核心权力圈，更无直谏机会。甚至到后来，刘歆、王莽被赶出京城；再至王莽时，扬雄只能校书于天禄阁。此时的赋家，即使有作品也只能“劝百而讽一”“劝而不止”。 第二，赋家对政治的关注度大大下降，对社会管理的干预大多采取了迂回方式。这种写作模式，大大降低了汉赋的“志”“心”功能。很多情况下，阅读者很难从赋中看出赋家“讽谏”的意图。这就造成了汉赋作品的“写实”色彩，文学性相应增强。如扬雄《河东赋》，其中有大量场景描写：“于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舆，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张耀日之玄旄，扬左纛，被云梢。奋电鞭，骖雷辎，鸣洪钟，建五旗。”还有个人心理感受：“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洒沉灾于豁渎兮，播九河于东濒。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经营。乐往昔之遗风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周之大宁。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与彭城。秽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也有自然景物描写：“云霏霏而来迎兮，泽渗漓而下降，郁萧条其幽蔼兮，滃泛沛以丰隆。叱风伯于南北兮，呵雨师于西东，参天地而独立兮，廓荡荡其亡双。”[2](P3538)诸如此类的文学描写，基本上没有特定的政治色彩，而是作者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忠实记录。尤其是赋末没有明确的主旨揭示，显示《河东赋》每一段景物描写，并非为特定的政治主题服务。凌稚隆《汉书评林》认为：“雄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盖望帝之自兴而至治，以臻帝皇也。‘轶五帝’、‘蹑三皇’四句，正以此意讽帝云。”如果确实如此，这种“讽”也真的是连“劝百讽一”都算不上。 汉代赋论，无论是“赋心”还是“赋神”，赋家身份不外乎两种：侍臣与大夫。班固《两都赋序》云：“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这些人物，皆在“孙卿赋”“陆贾赋”之列。其写作主旨，即班固所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7](P21)。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将赋论分为“赋心”(宣上德而尽忠孝)、“赋神”(抒下情而通讽谕)两类。这也就是汉宣帝所言“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但从本质上说，两类赋论，皆有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意图。但就汉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说，失去了“讽谏”功能的汉赋，虽然文学性有所增强，但其政治意义大大削弱。扬雄时代的汉赋，与贾谊、司马相如时代相比，已经面目全非，故扬雄感叹：“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2](P17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