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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先秦辞赋承《诗经》“诗言志”传统，又是“贤人失志之赋作”的结果，具有明显的“赋志”思想。汉代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心”之作，“主文而谲谏”，多劝谏、多训导、多教化，功能类同《诗经》。“赋神”之作，呈现出“讽谏”的成分大大减少、赋家对政治的关注度大大下降两种文学倾向，“写实”色彩浓厚，文学性相应增强。无论是“赋志”还是“赋心”“赋神”，除了具有文学性，还蕴含着赋家寄予文学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关怀之情，既有赋家“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人文情感，也有“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社会关怀。 关 键 词：赋志/赋心/赋神/时代转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13&ZD109)子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集部出于诸子，故余嘉锡称“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先秦两汉诸子著作，即为后世文学理论的渊薮。以赋论为例，先秦两汉诸子著作，皆有文献记载。结合诸子赋作看，这个时期的赋论，既有前后一贯的共性，也有特定时代的特殊性。从文学发展与时代进化的角度看，某些理论呈现出随时代而转换的文学特征。 赋体文学产生之后，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赋体撰写理念，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转换特征。以往研究赋体文学，我们可能比较关注从大赋、小赋、诗体赋、骚体赋等角度考察其演变情况，对赋论之产生与前后变化，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对赋论前后演变的轨迹与原因也未进行深入清理。 一、先秦赋类与“赋志” 先秦时期赋体作品已有不少，《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孙卿赋十篇”“秦时杂赋九篇”，属于先秦之赋，计六十四篇。如果“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中有先秦赋作，先秦赋作的数量就更多了。 就赋体而言，《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赋体之“屈原之属”“陆贾之属”“荀子之属”“杂赋”四类，从体裁上划分，刘师培将前三类定为写怀、骋辞、阐理，杂赋未予置评；章炳麟以屈原赋为“言情”、孙卿赋为“效物”、杂赋“近纵横”，陆贾赋未及之；顾实将四类赋分为抒情、说辞、效物、诙谐。这几种分法，都存在过于绝对化的问题。例如，从题目看，“杂赋”中的《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显然有“写怀”或“抒情”色彩；《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显然又有“效物”之性质。 虽然如此，前贤提出的写怀、骋辞、阐理、效物、抒情、说辞、诙谐等说法，却符合当时赋论发展的事实，即赋的体裁比较多，风格也多样。结合这些说法，根据先秦赋作的题目与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如下几类：体物赋，如屈原《橘颂》、荀子《云》《蚕》、宋玉《风赋》；说理赋，如荀子《礼》《智》《箴》、唐勒《论义御》；论辩赋(或称问对赋)，如楚佚名《说弋》、宋玉《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九辩》；抒情赋，如《离骚》《九歌》等；叙事赋，如《登徒子好色赋》《离骚》中皆含有叙事成分；杂赋，是题材、内容较为驳杂之赋作。 值得注意的是，未必以“杂”为题者皆称“杂赋”，如“《秦时杂赋》九篇”，在“荀卿赋之属”，这九篇“杂赋”与第四类“杂赋之属”应该有所不同。据“杂赋”中的篇名看，题材驳杂褊狭，内容隐秘不彰者，皆可称“杂赋”，如描写自然景物的草木、风雨、云旱、禽兽、六畜、昆虫，或个人情感的失意、悲哀、生死观念，或生活、娱乐中的器械、鼓琴、剑戏，或日常生活少见的四夷、兵戎、隐书思想等。此类赋作，主题不甚统一，故称为“杂”。 本时期主要的赋作撰写原则是刘勰所言“铺采摘文，体物写志”，其思想渊源则是刘勰所言“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其基本范式为刘勰所言“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1](P49)。班固对本时期赋论的总结较为具体，其《诗赋略》云：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2](P1755-1756)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赋的发展有一条主线：诸侯卿大夫“微言相感”“称《诗》以谕其志”——“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孙卿、屈原“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宋玉、唐勒。这条主线的理论轴心，就是《诗经》之“志”“义”。刘勰后来总结的“写志”，亦是此意。 严格意义上说，先秦时期赋论的主要指导思想与《诗经》的“谕志”一致，其作用虽主要不是“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但其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作赋以风”与“恻隐古诗之义”，明显继承了《诗经》“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政治理想。从这一点上说，先秦赋作，亦是“言志”“写志”之作。《书》云“诗言志”，先秦时期赋作的主体理论，亦可称为“赋言志”“赋志”。 先秦赋作之“赋志”，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抒写个人或他人之“志”，表达个人喜怒哀乐之情；二是抒写个人或他人所寄托的国家之“志”，起到一定的“讽谏”意义。例如屈原的《离骚》，王逸就总结为“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衺，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两个方面。《九歌》亦如此，王逸认为此作“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其主旨亦是“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宋玉《九辩》，从国家层面上说，王逸以为“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从个人层面上说，王夫之以为“玉虽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悯一于君国，非徒以隗穷为怨尤”[3](P1、25、121)。荀子《成相》，则具有明显的“讽谏”性质，荀子云：“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主忌苟胜，群臣莫谏必逢灾”，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主题揭示。杨倞注称：“杂论君臣治乱之事，以自见其意，故下云‘托于成相以喻意’。《汉书·艺文志》谓之《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4](P457)由此可见，“讽谕”是先秦赋的主要特征，班固认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证明先秦赋与汉代赋主旨与理论有所差异。 先秦赋作中的抒情、说理、叙事、论辩赋作，与“赋志”关系最为密切，并且内涵广泛；体物、杂赋之作，蕴含的“赋志”就比较单一，很大情况下主要说具有《诗经》“多识于鸟兽虫鱼”的功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他赋作，也与《诗经》此功能密切相关，说理赋中，就有介绍陌生事物的作用。唐杨倞注荀子《赋篇》即云“所赋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时多不知，故特明之”[4](P472)就是这个道理。由此看出，先秦赋论产生并不复杂，即直接来源于“诗言志”思想。而刚刚脱胎于《诗经》的赋体文学，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算作是《诗经》功能在新时期的进一步演化。 先秦赋作之“赋志”理论，对于赋体撰写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根本上说，先秦赋体撰写，遵循《诗经》“诗言志”与孔子所言“多识于鸟兽虫鱼”之“雅言”传统，体物、抒情、论辩、说理与叙事之赋，皆出士大夫创作；杂赋虽未标注作者，然据其内容，不可能出自下层文人之手。这种作者群体与身份的限定性，决定了先秦赋作必然具有个人情感寄托与君国讽谏意义的双重功能。但是，在战国末年的大动乱背景下，屈原、宋玉、唐勒、荀子等赋家之作，讽谏的性质不是很突出，个人情感的宣泄与政治教化或知识性介绍的成分更大。或者笼统一点说，先秦赋作更重个人之“志”，而使其赋作具有深刻的“抒情”传统。 汉初陆贾、贾谊赋仍然继承此传统，以个人“心志”与“抒情”为主，少有讽谏之“赋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1](P281) 据刘勰，陆贾《孟春赋》“其辩之富”，具有纵横家气象，属于先秦论辩赋之列；贾谊“议惬而赋清”，议论妥帖，辞赋清新，属于先秦抒情赋之列。二人皆长期被外戚排除在政治主流之外，个人被边缘化，赋作必然多个人郁愤书写、少讽谏君王成分。这非常符合先秦赋作的文学特征。例如，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皆为个人情感寄托，属于先秦抒情赋之列；其《旱云赋》《簴赋》，则属于先秦杂赋体。其他如枚乘《梁王菟园赋》《笙赋》《柳赋》，邹阳《酒赋》《几赋》、公孙乘《月赋》、路侨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羊胜《屏风赋》、孔臧幼年所作《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等小赋①，多四言诗体形式，亦属杂赋之体。可以说，汉武帝时代大赋产生之前的赋作，基本沿袭的是先秦“赋志”传统。 从社会功能上说，“赋志”主要抒发个人“心志”，属于“主文而谲谏”的范畴，并非直谏，故《屈原列传》称宋玉等人之辞赋“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就为汉代辞赋的走向奠定了基调。汉代辞赋的“讽谏”“劝百讽一”，以及“尚辞”之宏侈巨衍，皆为先秦辞赋“从容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