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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问题性修辞与主观性表达 《秋声赋》写于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时年53岁，就其身体状况而言，步入人生老境，衰病之余，大体不差。但此为大体而言，结合《秋声赋》的写作看，则未必可以如此坐实。经常生病，不等于天天染病，也不等于沉疴不起。从《秋声赋》开篇“欧阳子方夜读书”数语看，欧阳修既然能深夜看书，然后续有此文之作，断不至于勉为其难，至少说明此数日身体状况还算轻快。其次，该年欧阳修和刘原父作有《病暑赋》，字里行间，流露切身感受，知以“病暑”名篇，良有以也。而《秋声赋》并不以《悲秋赋》命名，说明病暑之余，未必病秋。从其描写暑热难当的种种感受看，时序代换，秋意转凉，一般身体感觉自会好受多了。不然，病暑之余，继以病秋，等于日子没法过了。 欧明俊敏锐地指出，此时应为初秋，欧阳修笔下却写出了深秋的意味。何以如此？一般归结为欧阳修的生命之感使然。关乎此，一些新发现的书简成为欧阳修日常生活的佐证材料。④可资补充的是，据吴充《行状》，欧阳修有儿八人，女三人。其中三女四男皆早卒。联系欧阳修早孤的事实，因生命的脆弱引发的哀感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也认同悲秋的意绪多少存在于《秋声赋》中，并增强了作品的自然情味。但我反对将悲秋理解为《秋声赋》写作的情感基质。事实上，欧阳修意在以精劲之笔，写出秋声之锐气，先声夺人。我们从文章别出心裁之处，可以看出此种命意。 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欧阳修自至和二年(1055)开始，仕途平顺。而嘉祐四年，接近于事业的巅峰，当大用之时，身膺重寄。以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刊修《唐书》，兼判秘阁秘书省、上轻车都尉、乐安郡开国侯，先后摄太尉行事与摄侍中行事。除了主持朝廷一些重要祭祀礼仪活动外，一个重要的任职就是充御试进士详定官。⑤这无疑是关于人才选拔的一个重要任命。 此前，嘉祐二年正月癸未，权知礼部贡举，后经磨勘任为右谏议大夫。嘉祐三年三月甲午，同陈旭考试在京百司等人。可见，嘉祐以来，掌管言路，甄拔人才和考核百官，皆是欧阳修责任重大且无比尊荣的重要任职。依照欧阳修向来的行事风格，非徇禄取容以自求便安，对于积弊勇于“更张以救之”，自然易将自身置于舆论漩涡之中。 如嘉祐二年知贡举时，流行太学体的险怪文风，如《谥议》所言：“天下文物繁盛之极，学士大夫竞夫锼刻组绘，日益靡靡，以汩没于卓诡魁殊之说，而不复知淳古之为正也。”⑥欧阳修力矫其弊，黜落当时的风头人物刘几，录取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苏轼、苏辙兄弟，利用科举促使文风转变，此举引起士林学子的普遍震动。“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⑦引发舆论反弹，自是意料中事。虽然促成文风转变，而具有高度话题性的具体问题通常会在高层和个体之间引发争论，其间欧阳修所承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 《秋声赋》写作于身负如此使命的背景之下，因此，文中的矛盾点可以视为欧阳修对时代命题和相关舆论的重要回应。 《秋声赋》云：“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其中，“商，伤也。”“夷，戮也。”此种语义解释属于宋学的发挥，并非严谨的训诂，是非常主观性的表达。“物过老而悲伤”，既是对生命情态的体认和传达，也是对王朝政治钝化的警示。“物过盛而当杀”，则是基于时序代换、盛极衰陈的自然变易之理阐发治道，也是充御试进士详定官，身当铨衡之际必严芟汰的职责所在，矛头直指文官冗滥、士人趋附的社会现象。 文官冗滥本是“庆历新政”早就意欲解决的弊政。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的十项建策中，有四项关系到人才进用与官员遴选：“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⑧。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八论范仲淹《应诏十事》，指出“精贡举”以下八项皆为国家所常行，十事中的关键举措，“惟明黜陟、抑侥倖，最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⑨欧阳修作为庆历新政的支持者，深知“时天下久安，上下失于因循”⑩乃问题所在，才会对五代以来因循苟且的政治士风加以抨击；深知表面上的“天下文物繁盛之极”并非“太平之象”，才会反对真宗朝以来宣扬谶纬神学、颁示徵祥的外交策略，甚至发出“四海骚然”的警世言论(11)。事实上，当时兵警于外，民困于内，文官冗滥，流俗躁竞。这是经史博综、深明易理、善于论政、公忠体国的欧阳修所不能忽视的。 经历庆历新政的挫败之后，欧阳修早在皇祐二年(1050)，对庆历革新有过深刻的反思，彻悟到：“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无沮改，则实难；裁冗长、塞侥倖非难，然欲其能久而无怨谤，则不易。为大计，既迟久而莫待；收细碎，又无益而徒劳。”(12)事实上，欧阳修的“裁冗长、塞侥倖”，与范仲淹的“明黜陟、抑侥倖”同义，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最为庸人重害”，影响浮竞之人的核心利益，难免招致怨谤。欧阳修的反思无疑是自身政治经验的重要总结，同时也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舆论的困扰。所著《感事》诗，有感于“众欲苦无厌，有求期必获”，对来访的“朱门客”，“强颜悦憎怨，择语防仇敌”，深知“风波卒然起，祸患藏不测”，对世情利害和富贵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13)联系起来看，《秋声赋》中那段饱含感情的议论文字：“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世人穷其智力忧思争取荣进，力所未逮而不知适可而止，则无异自戕。如此劝诫，可谓情辞恳切。“裁冗长、塞侥倖”，关系甚大，事非得已，势在必行。经历过嘉祐二年知礼部贡举的风波之后，也深知世情利害，动辄得咎、怨谤随之的情状，恐怕在所难免。既然身居高位，体恤民情也是应有之义，因此勉为开解，多少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士人雅量和“平心无怨恶”的政治家胸怀。 其子欧阳发等述《先公事迹》称：“自嘉祐以后，朝廷务惜名器，而进人之路稍狭。先公屡建言，馆阁育材之地，宜盛其选，以广贤路。遂令两府人各举五人，其后中选者十人。”(14)可见“裁冗长、塞侥倖”是嘉祐政治调整的重要举措，而欧阳修是重要的推动者，有着具体的针对性。嘉祐以后，朝廷用人政策趋紧，有些矫枉过正，欧阳修适时建议朝廷储备人才，以广贤路，则体现出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务实作风。我们不能忽略的另一事实是，欧阳修一生以奖进贤才为己任。 反观前人有关《秋声赋》主题“悲秋说”的主张。清林云铭(1628-1697)《古文析义》分析详悉：“总是悲秋一意。初言声，再言秋，复自秋推出声来，又自声推出所以来之故。见得天地本有自来之运，为生为杀，其势不得不出于此，非有心于戕物也。但念物本无情，其摧败零落，一听诸时之自至。而人日以无穷之忧思，营营名利，竞图一时之荣，而不知中动精摇，自速其老。是物之飘零者在目前，有声之秋；人之戕贼者在意中，无声之秋也，尤堪悲矣。篇中感慨处，带出警悟，自是神品。”(15)林云铭将《秋声赋》作为一个内省性而非社会性指向的文本来分析，忽略了作品的现实指向。 胡方磊文根据宋代张纶(？-1085)《林泉随笔》和近代毛庆蕃(1849-1927)《古文学余》论《秋声赋》与王安石新法相勾连，提炼出“针砭时事说”。此说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与写作背景不合指向有误，似不值一辨，其实有着部分合理性，能够给我们思考《秋声赋》的时事缘起提供启示。 嘉祐四年，就欧阳修的事业而言，是位望显达、接近权力巅峰的时期，乃得志之秋，非失意之时。文章流露的孤独感，乃在于意欲开释因自身选拔人才可能带来的失意者的怨怼情绪，而非自身对执政当局表达骚怨情怀。因此，需要指明的是，“针砭时事说”不同于惯用的说法“针砭时政说”，对欧阳修写作《秋声赋》而言，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