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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抗倭小说”的艺术贡献及其小说史意义 明代“抗倭小说”不仅在内容上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而且在小说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其作为明代时事小说的发端，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明代“抗倭小说”是最早描写当朝历史的小说之一，标志着一种新型小说文体的崛起及时事小说的发端。明初由于文网甚密，文人们都不敢触及时事。“靖难之役”、“土木之变”都是在一二百年后才出现以之为题材的小说。万历间文网松弛，当代人写当代事的时事小说开始出现，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军平定播州之乱，万历三十一年(1603)即出现《征播奏捷传》；万历后期完稿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距林兆恩万历二十六年(1598)去世不过十数年；天启二年(1622)发生徐鸿儒白莲教起义，天启四年(1624)即有《七曜平妖传》的完稿；以魏忠贤为题材的系列小说面世更快，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魏忠贤自尽，次年六月即有《警世阴阳梦》出笼。可见，小说反映现实的速度越来越快。对于这类小说，郑振铎称之为“实事”小说(17)，叶德均称为“今闻小说”(18)，今人称为时事小说。时事小说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内容“动关政务，事系章疏”(峥霄主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是从历史演义中衍化出的一个支流。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万历时期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征播奏捷传》、《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及天启年间的《七曜平妖传》已具早期时事小说的形态，尤其是《征播奏捷传》，有人称其为第一部时事小说(19)。《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都是公案小说，前者所写故事虽托名海瑞，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是把民间传说的断案、折狱故事都放在海瑞身上或抄自他书；后者塑造的郭青螺形象，乃江西泰和人郭子章，曾在福建为官，先后任建宁府推官、摄延平府事、福建左布政。从现存史料看来，他对法律并无专长，对刑名断狱也没有研究，他的清官断狱形象也显然是创造出来的。《征播奏捷传》演义万历年间李化龙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其中所写有很多不经之处，情节与历史严重不符。有的情节是对《牡丹亭》、《金瓶梅》等小说戏曲的拙劣模仿；有的故事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宣扬因果报应，如把杨应龙之妻说成为龙虎山张真人之女等；战斗描写神魔化，如第七十三、七十四回敌将五知事与张真人斗法的描写。以致时任贵州巡抚、参与指挥平叛的郭子章晚年退休家居时，看到这些小说“左袒化龙，饰张功绩，多乖事实”，“乃仿记事本末之例”，写成《黔记》、《平播始末》，“以辨其诬”(20)。作者自己也在后叙中承认书中所写“未必言中款款事事协真”(21)。《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讲述崇正里有狐精从地狱中逃出，并放出众迷魂。大儒、宝光、灵明恐迷魂到处迷惑世人，败坏世风，扰乱社会，立志外出破迷。他们一面寻访林兆恩，一面破各地的迷魂。作者把神魔和世情融为一体，别具一格。《七曜平妖传》描述北斗七星转世为明山东巡抚赵彦、登州总兵沈有容等人，魔女裴月娥、周如玉反正辅佐，荡平白莲教沈晦、高糜、洪流等妖道，剿灭徐洪儒、乜巢儿义军的神怪故事。通篇没有直接写双方军队对垒的实战场面，而是着力写双方如何在阵前斗法。可见《七曜平妖传》和《三教开迷归正演义》都是以神魔的手法写时事，时事小说的作者均以“非敢妄意点缀”(陆云龙《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序》)相标榜，上述所谓“时事小说”中有大量的神怪描写，显然不符合时事小说的基本要求，虽号称写时事，其实当时的人或事只是一个“壳”而已，总之还难以摆脱传统写法的束缚，基本可划为“神魔小说”的类型。《金瓶梅》则借宋代写明代事。目前虽不清楚《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成书的确切年代，但大约在万历前中期是可以肯定的，距离嘉靖倭乱的时间不长。所以，《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可能是最早一部由文人独创、全面展示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真实地展现明中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时事长篇小说或写实长篇小说，而且叙事手法不同于说书体例的章回小说，全书分卷，回目为单句，中间穿插了不少朝廷奏议，有些章节，如有关宗臣的描写部分，乃根据宗臣的散文稍加修改而成，可见该书乃仓促成书，符合时事小说的所有特点。明代其它以倭寇为题材的小说都可归为时事小说的范畴。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一般是在江浙书坊刊刻的，所以，大致可以断定建阳书坊是时事小说的开创者。 与题材的现实转型相适应，“抗倭小说”的创作思想与审美趣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倭乱是明代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促使明代小说家关注现实问题，创作思想、审美趣味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前期风行一时的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开始让位于描写当代事件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翁也由历史英雄、神话英雄变为现实中的英雄。历史演义和神魔小说中的英雄一般都是超人，他们有超强的武功，神奇的法术，人物形象呈现出类型化的倾向；战斗描写大多是双方将领大战几十回合或念念有词、呼风唤雨之类的术士斗法程序化模式，与真实的战争描写距离甚远。至《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打破了说书体的叙事视角，战争描写基本符合历史真实，不再对出场将领的装束、相貌进行冗长的描述，不再依赖极度的夸张和幻想，战争描写突出“智”的作用，更为逼真。当然，清代的“抗倭小说”重又回到神魔化的老路，但其对突破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有一定影响。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才子之“才”主要体现为诗赋之才和制举之才；而与抗倭题材结合的才子佳人小说，则变为“洞房花烛夜，平倭成功时”，小说中的才子和佳人不再是文弱书生和病态西施，既有诗赋之才、制举之才，也有军事之才，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月岩氏在“《雪月梅》读法”中说：“华秋英是第一人物，历观诸书，有能诗赋者，有能武艺者，有绝色者，有胆智者，而华秋英则容貌、才华、胆量、武勇无不臻于绝顶，当是古今第一女子。”《雪月梅》虽属言情小说，但完全突破了才子佳人私订终身、金榜题名等俗套，岑秀与雪姐、月娥、小梅的婚配主要是作为全书的贯穿线索，使众多的人物和情节得以组织起来。 审美趣味的变化还表现为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态度严肃，力求理性和客观，把握好分寸，重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层次性，而不是简单地贴上正邪、好坏的标签。除了上述胡宗宪性格的多面性之外，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中福建都御使刘焘，既肯定他英勇能战，又鞭挞其好大喜功，轻敌冒进，甚至暴躁易怒、滥杀无辜、贪婪好钱等恶行。即使贪酷、无耻的阮鹗，作者也不抹杀他向朝廷举荐戚继光之功。此外还有徐国公、曾于拱等。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历史功过，作者都拿捏得比较准确，与当时及后世的公私史著所述大致不差。即便如正面人物，作者也不讳言他们的性格缺陷，如曹邦辅的部队军纪败坏，戚继光在叶娘被刘焘杀害、其夫吴生向他求助时，他非但没有谴责刘焘，反劝吴生道：“何如以一女子而丧平日之英雄耶？且亡者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况草堂刘公所为之事，吾不能如其万一，事在已往，言之何益！”吴生于是绝望自杀，戚继光为之恻然，于是下令“凡所夺回男女，必令人寻觅携去，不责偿也”。作者注意到这些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情境，没有故意拔高。就是那些万恶不赦的倭酋，作者也没将他们简单化、脸谱化，而是在谴责的同时表现他们的胆略和豪气。如《胡宗宪平倭战功》既说王直“少时有无赖泼撒之气”，长大后结交匪类，又说他“极肯施舍”，“极有信行，凡是货物，好的说好，歹的说歹，并无欺骗之意。又约某日付货，某日交钱，并不迟延。以此倭奴信服，夷岛归心，都称他为‘五峰船主’。”与之前章回小说中的平面化的人物形象相比，明代抗倭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更为丰富，形象更为生动，更有现实感，更真实可信。 要而言之，明清“抗倭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和文学创作现象，它持续时间长，品种数量多，与我国明清两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在其身上，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历经战争磨难的历史记忆，而且镌刻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民族基因与精神品格。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明代“抗倭小说”还是我国时事小说的重要开端，它为小说史的发展拓宽了题材领域，注入了新的现实品格。自明代倭乱直至今日，产生了大量以之为题材的小说、戏曲、诗歌、散文、笔记、影视等作品，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