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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抗倭小说”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价值 抗倭小说展现了明王朝军民抗倭斗争的全貌，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抗倭前线的战斗描写，也有朝廷内部围绕倭乱事件的争斗；既有对倭寇暴行的愤怒控诉，也有对抗倭英雄的热情歌颂；既有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全方位展示，也有个别战役的集中聚焦；既有对官军正面战场的生动描绘，也有民间抗倭事迹的故事讲述；既肯定抗倭功绩，也暴露抗倭问题，具史料价值和认识意义。 揭露倭寇暴行是“抗倭小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倭寇素以暴虐杀掠著称，曾亲自参加过抗倭斗争的郑晓和俞大猷对此深有体会，郑晓在《吾学编·四夷考》中指出，倭寇“其喜淫、轻生、好杀，天性使然也”⑥。俞大猷《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云：“倭人桀骜、剽掠、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可比。”⑦“抗倭小说”即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其中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即为突出表现之一。《西湖二集》中《胡少保平倭战功》写到“倭奴左右跳跃，杀人如麻，奸淫妇女，烟焰涨天，所过尽为赤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雪月梅》中更具体写及倭寇入崇明，“大肆杀掠，巨商富室，罄掳一空，妇女三十以上无姿色者杀戮无存；少艾者驱使作役，青天白日群聚裸淫，少不如意，挥刃溅血。群妇股裂受污，天日为惨”(齐鲁书社1986年版，下同)。奸淫之后，又将这些妇女关闭在屋中，活活烧死，其暴行令人发指。《戚南塘剿平倭寇志》更将观照面扩展至整个闽浙地区：倭寇至泉州，“纵兵剿杀人民，死者甚众，极其惨酷，所在房屋，尽皆毁烬”；至长乐，“杀人如麻，流血若川”；至温州，“众兵屠杀，焚毁庐舍”；至福清，“纵横剿杀，人民死者相枕藉，莫可胜纪，高堂大厦，尽为灰烬”(《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下同)。这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关于倭寇“陷兴化、福清、宁德诸郡县，焚杀一空，而兴化尤甚，几于洗城矣”⑧的记载基本相同。总之，到处是一样的烧杀抢掠，这就是倭寇留给中国人民的民族集体记忆！ 倭寇除奸淫妇女外，还绑架青年男子，或用他们充当炮灰，或押往日本为奴。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写倭寇若遇强壮男子，“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岳麓书社1982年版)。西安府盩县人杨复，被倭寇抓往日本十九年，作为奴隶使唤。《雪月梅》中借华秋英之口介绍倭寇道：“这倭奴狡猾凶残，大约攻破城池，先肆掳掠，把那年老者不分男女，杀戮无存，把那些少壮男人驱在一处，遇着官兵到来，先驱使冲阵，倭奴却伏在背后，有回顾者，即行砍杀。”此事在众多史书笔记中都有记载，如《皇明驭倭录》中记洪武五年(1372)，高丽国两次送还被日本所掠中国海滨男女七八十人⑨。《虔台倭纂》记福清民谣曰：“怨尔倭奴性太刚，儿童掳去不还乡，分明一把无情剑，斩断人间父母肠。”⑩此外，还有受害人蔡景榕的《海国生还集》为证，作者叙述自己在嘉靖四十年(1561)十月倭寇侵占宁城时被掳至日本为奴，“则于榕髡其头，跣其足，食以糠核，寝以下床”(11)，再又转卖于商人，后被僧人赎出，留在寺里抄写经文，三年后幸运地返回故乡。明人郑舜功曾两次跟随日本僧侣赴日，他在旅行记录《日本一鉴》中述及亲眼见到被掠到鹿儿岛高须地方为奴的二三百名福建男女，个个髡发跣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地狱一般的悲惨生活。 尤其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倭寇还枪挑婴儿，剖看孕妇，以此取乐。《醉醒石》中《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一回就写到倭寇“拿着男子引路，女人奸淫，小孩子搠在枪上，看他哭挣命为乐”。这种枪挑小孩取乐的暴行，在郑晓《吾学编》、钱薇《与当道处倭议》、薛俊《日本国考略》等书中都有记载。如《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中记载：倭寇“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12)。当时辞官居家的唐顺之还亲眼目睹过倭寇用刀挑刺婴儿戏耍的场景(13)。而且，上述文献中还记载倭寇捕得孕妇，赌猜婴儿性别，剖腹验证，负者饮酒的兽行，怵目惊心，令人发指！可见，小说中所写倭寇暴行，无不有文献记载作为佐证，可谓铁证如山！ “抗倭小说”在揭露倭寇罪行的同时，以饱满的笔触讴歌了历史上的抗倭英雄。历史上最著名的抗倭英雄非戚继光莫属，万历年间的长篇小说《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即以他为叙事核心。这部小说主要从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两方面来表现他的抗倭功绩，其中军事思想又是通过他谈兵和练兵两个章节来体现，这些描写参考了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练兵实纪》。 如在“天台观谈兵”和“统兵选士”二节中，戚继光指出：一个优秀的将领，不仅要武艺精熟，胆大气豪，而且必须身先士卒，“非独临阵之际，援枹鼓之，凡件件苦处，俱要身先，所谓同滋味共甘苦此之也”。他尖锐批评明军沿袭二百余年的士兵操练方法，“通是一个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令真武真艺，即却无一字相合”。他质问道：“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军事训练必须讲究实用，“岂是好看的？”对于士兵的素质，戚继光认为：“凡选士，武艺尚亦可以教，习必精，有胆量，三者兼全，方为上品。然三者之中，必以胆为主。”胆量是基础，其它皆习而能之。士兵若临阵胆怯，再好的条件也没用。在练兵即将结束时，他嘱咐士兵：“你们的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手只执器械，脚只认进退，其余圈套、花法，俱勿习学。盖武艺中圈套、花法，上阵时不切于用，且误事。诸军晓得。” 戚继光勇于创新、出奇制胜、科学有效的练兵方法和先进的军事思想使“戚家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他也赢得了“戚虎”的威名，取得了对倭作战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在作战时，他知己知彼，因时制宜，不拘于一。如台州之战，衣以贼服，智败倭奴；南湾寨之战，凿沉敌船，大破贼兵；温岭之战，趁着雾气，突袭破敌；白水洋之战，采用火攻；围剿桃渚倭贼，巧用反间计；新河大捷，借用潮汐。凡此等等，每场战斗，变化多端，精彩纷呈，令人叫绝。 作者还通过渲染对手的强大来突出戚继光的形象。如倭酋汪直熟读兵书，不仅懂排兵布阵之法，还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并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他开始极度轻视官军，嘲笑官军“懦弱无用”。但他败于鉴湖后，仰天而叹曰：“何其神异也！”白碧之战，许朝光、哥罗王、刚杜王等欲趁暮夜袭击戚家军，谓“戚虎既擒，其余将校，皆如儿戏，何足虑也？”结果一战惨败，倭兵死者过半，倭贼皆相抱啼哭曰：“本欲共灭戚虎，今反为戚虎所屠殆尽矣。”通过这些平日不可一世的倭寇的败后表现，反衬出戚继光杰出的军事才能。总之，戚继光把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正如他的顶头上司胡宗宪所说：“谋勇可当乎八面，胆气独雄于万夫。纪律严明而师行不扰，素优统御之才；恩威并著而士卒归心，屡收斩获之绩。此诚以武略而兼通文事者”。(14) 戚继光是古今公认的抗倭英雄，胡宗宪则是历史上最有争议、也是“抗倭小说”中出镜最多的人物。历史上的胡宗宪歼灭倭寇渠魁徐海、王直等，使一度肆虐江浙的倭寇始靖；而他立下赫赫战功，又与得到内阁首辅严嵩的支持分不开。他还贿赂严嵩，弹劾张经，陷害俞大猷，生活奢侈。严嵩倒台后，胡宗宪为人参奏，系狱自杀。隆庆年间，穆宗下旨为胡宗宪平反。万历年间，朝廷为鼓舞援朝抗倭将士的士气，为胡宗宪举行国祭。但至清代，东林党人的思想主导了《明史》的修撰，道德因素又被置于军功之上，胡宗宪再次受到非议。因而在小说中，胡宗宪的形象颇为复杂。江浙人因受惠最多，故他们笔下的胡宗宪形象一般是正面的。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云：“故论浙中倭功，当首祠胡公、谭公以及俞、汤、卢、刘、戚等。而戚功在闽，其方略又出诸将之上。似此名将，又何可得而抑厄之，使愤懑死，安得不解壮士之体。为此厉阶者谁耶？”(15)茅坤、何良俊、朱国祯、郎瑛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最早以胡宗宪为主人公的小说是崇祯年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此后，钱塘渔隐叟《胡少保平倭记》、陈梅溪辑《西湖拾遗》卷四十七《胡少保平倭奏绩》皆以此为本。《胡少保平倭战功》的作者在“入话”中，就为胡宗宪鸣不平，认为他剪灭倭奴，救了七省百姓，立有大功。后来鸟尽弓藏，死得冤枉。说他日费斗金，完全站不住脚，“征战之事，怎生铢铢较量，论得钱粮？”说他是奸臣严嵩之党，但“从来道，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英雄豪杰任一件大事在身上，要做得完完全全，没奈何做那嫂溺叔援之事，只得卑躬屈体于权臣之门，正要谅他那一种不得已的苦心，隐忍以就功名，怎么絮絮叨叨，只管求全责备！”接着叙述抗倭形势，在倭寇凶猛的攻击下，官军屡败，损失惨重，形势十分严峻。这时，胡宗宪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浙江监察御史，他一出场，作者就以史传的笔法，称赞他“有倜傥之才，英雄之气，机变百出，胸藏韬略，智谙孙、吴”。他力挽狂澜，倭奴逼近嘉兴城外，城中百姓震恐。胡宗宪暗取酒百余坛，放置毒药于酒中，故意派人送往劳军，路上故意让倭寇抢去，倭寇开怀畅饮，毒毙甚多。接下来，在胡宗宪的指挥下，取得了王江泾大捷。总督张经因抗战不力，圣旨拿问，胡宗宪才堪大用，取而代之。胡宗宪上任后，根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制订了周密的计划，离间倭酋徐海和陈东等人的关系，使他们互相攻伐；诱降王直，使他变成瓮中之鳖。终将江浙倭寇全面肃清。最后，小说引用兵科给事中朱凤翔的奏本，作为对他的盖棺论定。显然，作者对胡宗宪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他依附严嵩表示谅解，甚至把史上由张经指挥而取得的王江泾大捷攘为胡宗宪所有，也隐去了胡宗宪参与排挤张经的史实。这种感情在明末江浙文人中较有代表性，如史学家谈迁评曰：“胡宗宪以倜傥非常之才，仗钺东南，鲸波就恬。值严氏柄国，情好稠密，所谓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16)还有的小说，把胡宗宪排除在严嵩及其党羽之外，如潘之恒《亘史钞》记云：胡宗宪总制两浙时，赵文华监军，威福自恣，胡宗宪先是“迎拜借重”，继而“微诟之”，直至发展到公开冲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清浙江平湖人陈朗的小说《雪月梅》继续发展了这一观点，在写胡宗宪指挥剿灭徐海后，“因赵文华之谮，朝廷只加了胡公太子少保之衔，别无升奖”。 至话本小说《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作者既正面肯定胡宗宪的抗倭功绩，又以春秋笔法委婉地批评他的道德缺陷。胡宗宪在智歼徐海后，大宴将士，强召翠翘出席，公然对着众人称翠翘是亡国的西施。酒至半酣，拥翠翘而坐，逼之歌三诗。三司起避，席上哄乱。次日酒醒，宗宪殊悔昨日之轻率，又不顾翠翘不高兴，将她作为礼品送给彭宣慰。翠翘投江而死，胡宗宪得知消息，不觉泪下，道：“吾杀之！吾杀之！”命中军沿江打捞其尸，得之于曹娥渡。宗宪曰：“娥死孝，翘死义，气固相应也”(《型世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命葬于曹娥祠右，为文以祭之。在这篇小说中，胡宗宪虽着墨不多，但很生动，呈现出性格的多面性：既智谋高超，为国家立下大功；又有传统士人视女人为祸水和玩物的心理。但又本性善良，富有同情心。而在清代小说《绿野仙踪》中，胡宗宪的抗倭功劳被完全剥夺给了虚构的抗倭英雄朱文炜，小说中说胡宗宪与严嵩有姻亲关系，诗赋极佳，八股尤妙，但“只会吃酒做诗文，究竟一无识见，是个胆小不过的人”。第七十三回，圣旨命赵文华为兵部尚书，督师征讨倭寇，朱文炜、胡宗宪为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一同参赞军务。朱文炜因曾在胡宗宪幕下献策破敌，故持名生帖去拜访他。在这一回，作者通过两人的对话，将胡宗宪迂腐、虚荣、胆怯、糊涂的性格特征描摹得惟妙惟肖。他虽然不喜欢朱文炜，但当朱文炜得罪赵文华后，又极力为他挽回，并请求赵文华将参奏朱文炜弹章中的“正法”一词改为“严处”。后来朱文炜去官，向胡宗宪辞行，胡宗宪还因未能帮上忙而“脸上甚是没趣”。可见其良心未泯。总之，《绿野仙踪》中的胡宗宪形象较为丰富、生动。而在《金云翘传》等小说中，胡宗宪则被塑造成一个奸诈、狠毒的小人。《歧路灯》更抹杀胡宗宪的抗倭功劳，把诱杀徐海的功劳安在已死去的王忬头上。而《玉蟾记》竟把胡宗宪描绘成一个通倭卖国的叛贼。可见，明代抗倭小说评价历史人物重视能力和功绩，而清代抗倭小说则充斥着道德评判和善恶观念。 除戚、胡之外，“抗倭小说”中还写到其他一些抗倭英雄，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中福建提学副使宗臣，忠君爱民，常为百姓遭受的苦难而叹息泪下，在战斗中尽全力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不受侵害。此外，沉毅有谋、为国荐贤的台州府知事谭纶，明察秋毫、谨慎有谋的巡按御史樊献科，心怀百姓、机智善谋的兵备道舒春芳和知县李炜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上是抗倭战场上涌现的英雄，在民间也出现了众多可歌可泣的传奇式人物，他们或为歌妓，或是船夫、奴仆、民女和民妇，但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在抗倭斗争中立下奇功，“抗倭小说”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段传奇故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歌妓王翠翘，这是个虚实相间的人物，因在说服贼酋徐海投降致使倭寇瓦解中立有大功，在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中逐渐传奇化，成为“箭垛式人物”。现知最早记述王翠翘故事的有明末徐学谟《王翠翘传》，其后茅坤、胡爌、王世贞、余怀、陆次云、宋起凤、张潮等皆撰有传述，白话小说则有《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金云翘传》等。这些作品描述了王翠翘传奇而又悲剧的一生，赞美了她为国家大义而牺牲个人私情的精神，故事情节单元大体相似。《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着力突出王翠翘的“义侠”和“才女”品格。她早年卖身救父，为人做妾，流落娼家，受尽苦难。华萼为她赎身后，她谢绝客商俗子，只与些文墨之士联诗社，弹棋鼓琴。后来被徐海掳为压寨夫人，宠冠诸姬。她常劝徐海“少行杀戮，凡是被掳掠的，多得释放。又日把歌酒欢乐他，使他把军事懈怠”。后来在说服徐海投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在徐海死后，尝怏怏，以不得同死为恨。于是尽弃弦管，不复为艳妆。后来胡宗宪将她送给彭宣慰。舟至钱塘，她大呼曰：“明山！明山！我负尔！我负尔！失尔得此，何以生为！”奋身投江而死。小说结尾，作者写华萼渡曹娥江时，梦入仙府，见到翠翘，自述因生前节烈，且有生全两浙功德，上帝特授忠烈仙媛，佐天妃主东海诸洋；并暗示胡宗宪因诛杀降人，致翠翘以死，将受到“命毙于狱”的报应。金云翘遭遇不幸，自归徐海后，徐海对她“输情输意”，“凡掳得珍宝服玩，但拣上等的与王夫人；凡是王夫人开口，没有不依的”。她对徐海心存感激，甚至不排除有儿女私情，但为了保全千百万百姓，她毅然牺牲这一切，直至最后投江殉情。为国家，她牺牲儿女私情；为儿女私情，她牺牲生命。“义侠”的品格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其他如《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义仆”讲述王华家仆金养，在倭贼来袭时，为掩护主人家女妇数十人逃走而英勇献身；同书卷之三十“王长年”写船工王长年被倭掳获，他机智地与贼周旋，最后杀死全船倭寇，救出同船被俘的同胞，载回被掠夺的珍宝(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同)。又吴炽昌文言小说集《客窗闲话》卷一“查女”则塑造了一位弱女子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不仅成功地逃脱了敌寇的魔爪，而且药死倭王，麻倒倭将，将他们全部杀毙(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还有《雪月梅》中的华秋英，习知倭语，在崇明陷落时被掳，倭寇欲强暴她，她机智地将倭寇引到楼屋上，将他杀死，逃出重围，后与出身平民的抗倭将领殷勇结为伉俪，共同投身抗倭斗争；以及《载阳堂意外缘》里少妇尤氏在家中设下陷阱，再以石灰弄瞎倭寇眼睛，将众贼陷入地窖压毙(《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这些低层小人物虽然弱小，但他们临危不惧，机智应对，一样立下奇功。 除描写抗倭英雄事迹之外，“抗倭小说”还通过暴露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士兵怯战、汉奸通敌、客兵害民等种种问题，以彰显抗倭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而引发读者的深思，为现实提供借鉴，具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意义。特别是明代“抗倭小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出作者再现历史及参与解决现实问题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较为重要的思想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