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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学上正统论之影响 元代未能出现敷演元代开国历史的讲史平话，但夏朝这种年代久远、史事无稽的历史时期却成为小说家的创作素材；虽然元代开国史料不够丰赡，但有明一代不乏虚构之历史小说。因此，元代开国史不被小说家青睐，不仅仅源于讲史平话与史料的阙如，它还与小说家“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观念有关。 在我国古代，史家在撰史时，往往会对历史上各个王朝地位高低、正伪善恶作一番评判，也就是表达对某一政权合法性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的认识，这种理论就表现为正统论。正统论是一种变动的、发展的历史理论。到宋元之际，正统论强调的重心，除了置于道德意义上的“‘得天下之正’外，更格外地突出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辨’”(18)。如郑思肖所言：“中国之事，系乎正统；正统之治，出于圣人。中国正统之史，乃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所以为臣为子也。”故“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19)明初，朱元璋君臣恢复了汉族政权，“除腥膻之旧秽，步文明之新化”，致“中国之统既失而复得”。在此环境下，宋元以来重纲常名教以及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越发明显，进而形成极端的唯道德主义、大汉族主义的正统论。方孝孺为持此论的代表人物： 尝试论之曰：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欤？奚谓变统？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20) 在明代正统论者看来，“夷狄而僭中国”者都不得为正统。如丘濬认为“世道之治乱，本乎天道之阴阳，各以其类而应，是故阳之类，中国也，君子也，天理也；阴之类，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以夷狄之人为中国之主，是天地翻覆也，是首足倒置也”。蒙古入主中原，则是“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21)。阐发《续通鉴纲目》思想内容的《发明》、《广义》，将宋室看作天下共主，以大字记宋统纪年，而将辽、金、元视为受封的列国，对金元的建国封号以小字附记在宋统纪年之下，以此强调大宋政权的正统性以及辽金元政权的非正统性。在此等思想的影响下，明代小说家岂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编撰元代“开国题材”小说？ 为探究正统论与少数民族开国史创作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考察北朝历史的书写情况。北朝作为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迭兴期，同样在清中叶前未能出现相关“开国题材”小说。孙楷第曾说：“小说演史自元以还最为繁多，历代史事几乎遍演，唯南北史久悬，无人过问。”(22)胡适也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期：(1)春秋到战国，(2)楚汉之争，(3)三国，(4)南北朝，(5)隋、唐之际，(6)五代、十国，(7)宋、金分立的时期。这七个时代之中，南北朝与南宋都是不同的民族分立的时期，心理上总有一点‘华夷’的观点，大家对于‘北朝’的史事都不大注意，故南北朝不成演义的小说，而南宋时也只配做那偏于‘攘夷’的小说。其余五个分立的时期都是演义小说的题目。”(23)胡适与孙楷第都看到了明代历史小说中南北史题材的缺失，胡适还阐述了缺失的原因，即与小说家存有的“华夷”观念有关。当然，明崇祯年间刊本《开辟衍绎》序中提及“又有《三国志》、《两晋传》、《南北史》”之语，可见明代就有一部《南北史》。然而，《开辟衍绎序》中提及的所有小说，唯独缺了这部《南北史》，不能不令我们有些怀疑《南北史》的存在。即便有《南北史》演义的存在，有明一代，惟有《开辟衍绎序》提及，说明其影响不大，编撰者也非名人，读者对《南北史》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但无论如何，从现存的小说来看，明代确实未留下南北史题材小说，客观上印证了正统论“严华夷之分”对少数民族开国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影响。 当然，清代最终出现了演绎北朝历史与元代开国史的小说，而这同样与正统论的变化有关。有清一代，正统论思想相对淡薄。清代由于其少数民族的政权特色，统治者更是批驳华夷之分的思想，“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之，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之，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24)。在此大一统的纲领下，乾嘉以后的史学家逐渐淡化华夷观念，历史上成为中华之主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给予正统地位，由此带动了少数民族开国史的研究与小说创作。譬如，南北朝史在乾隆年间被史学家所关注，乾隆五十八年、六十年则出现了杜纲的《北史演义》与《南史演义》。《北史演义》涉及北魏、北齐、北周史事，主要以北齐开国君王高欢为中心，敷演了北齐的开国史。北魏、北齐、北周都属鲜卑王朝。《北史演义》成为我国第一部敷演少数民族易代史的小说。孙楷第先生充分肯定了其作为朝代补缺之作的意义，但也批评杜纲以北齐为中心的书写“用意不免纤佻”(25)。《北史演义》虽然被视为是补缺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杜纲如果仅仅为了补缺，则当先创作《南史演义》。事实上，杜纲是先创作《北史演义》，后来听友人之劝再创作《南史演义》。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观念的变化，即杜纲并没有视北齐为少数民族政权而轻视之。只有这样，才会以此巨著来展现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史，并对高欢、娄昭君等少数民族男女英雄给予高度的赞美。这恰是杜纲《北史演义》的最大价值。同样，道光年间《青史演义》的出现，虽然与尹湛纳希作为蒙古贵族的身份及其丰赡的史料积累有关，但与清代华夷观念的淡薄不无关系。尹湛纳希认为各民族之间只是种族、地域、风俗不同，并无高低之别。他从一个大天下的视角来书写宋、金、元的历史。譬如，《青史演义》每章同时标明宋、金、蒙古的纪年和干支，成吉思汗称帝前，蒙古纪年以成吉思汗年岁标示，如第一章下标明“宋朝十世皇帝绍兴三十二年，壬午岁，金朝五世皇帝世宗大定二年，是年圣武皇帝成吉思汗诞生”。成吉思汗称帝后，三个皇帝年号同时列入每章开篇，称帝当年依次为宋、金、蒙古，而后则依次为蒙古、宋、金。在正文中，作者也不时表达其大天下的观念，在第十九章中，作者在看待日月亏蚀与皇帝失德的关联时议论道： 日月亏蚀乃是由万物之气形成的一种浊气……宇宙天地宽广无比，一个小小的宋宁宗皇帝失德，哪能发生日月亏蚀的现象呢？偌大天下有无数比宋宁宗大的皇上。若说一个皇帝失德日月都亏蚀一次以示惩戒，那么只一个太阳究竟替哪一个皇帝去亏蚀呢？(26) 作者虽然是以科学意识来批驳传统的“天人感应”论，但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宽广的天下意识。天下非仅中国之天下，天子自然非仅指大宋之天子。宋、金、元都共同生活于一个太阳之下，且“偌大天下有无数比宋宁宗大的皇上”，焉能以华夷论高下？《青史演义》所表达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冲淡了明清历史小说浓厚的华夷色彩。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严华夷之分”思想再一次被强化。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则出现了吴趼人的《痛史》。《痛史》是一部宋元易代史，于1903年10月至1906年1月连续刊载于《新小说》杂志。吴趼人自认“余之撰《痛史》，因别有所感故尔尔”(27)。《痛史》是作者对“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几十年事件愤慨的总发泄，总暴露”(28)，其主要目的即借南宋覆亡的痛史，表现“异族战胜本族的惨状”，从而激发人们爱国的热情。因此，书中充斥着强烈的华夷色彩，“鞑子”、“游牧贱种”、“鞑靼”等饱含鄙夷色彩的词语频频出现。然而，小说刊至第二十七回即辍，最终未能完稿。究其原因，无疑与作者排满思想的弱化有关。而《元史演义》则体现出较为开明的华夷观念。作者对元代的开国并无贬斥之意，认为蒙古入主中国是“有史以来的创局”(29)，成吉思汗乃“一世之雄也”(30)，“华人非特别名贵，夷人非特别鄙贱，如果元首清明……就是把世界万国联合拢来，凑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邦，也不是一定难事，且好变做一大同盛治了”(31)。 从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缺失，到蒙文版《青史演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到《痛史》强烈的华夷色彩，最终到《元史演义》对元代政权的接受与称颂，正统论对元代“开国题材”小说书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