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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代开国相关讲史平话及史料情况 文学与史学属于不同的范畴。明清历史小说虽然形成了“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的规模，但其创作的顺序并不是按照王朝更迭的进程逐一敷演，而是自三国始，再往前后展开。这涉及小说创作题材优劣的问题。大而言之，“分裂”、“混乱”时期的题材较之稳定时期更利于小说创作，三国、隋唐小说的成功都与此相关。胡适曾论及“分裂”题材的优势，“分立的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加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⑥。宋元之际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混乱”时期，“自然有热闹的故事”，具备历史小说创作的题材优势。更何况历史上其他不“出彩”的时期，同样进入了小说家创作的视野。因此，以题材优劣来解释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在清中叶之前的缺失，显然是不成立的。 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与史学毕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期可供借鉴资料的多寡对历史小说创作必然产生影响。这种资料，一者指的是宋元讲史平话，再者则是官修正史及民间野史。从这两方面考察，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无疑都缺乏良好的条件。 1.元代开国讲史平话的缺失 明清特别是明代历史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对讲史平话依赖甚深，讲史平话成为明清历史小说的直接源头。 讲史是宋代兴起的一种说书伎艺。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曰：“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⑦宋代讲史平话对明清章回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元末明初诞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可以说直接脱胎于《三国志平话》与《大宋宣和遗事》，而《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与宋代说话中五代史、隋唐征战故事也关系甚深。 元代讲史平话的题材似乎比宋代更为宽泛。如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就包括了《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续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元代的实际状况，绝对不只此一刊所列。明初《永乐大典》所载元代遗留下来的“平话”就有二十六种之多。由此可见元代讲史平话之繁盛。那么，在元代讲史平话中，是否有元代开国故事？从理论上讲，顺应讲史风潮，为新朝歌功颂德，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发见此类讲史平话。从元代初期情况来看，元朝统治者一直就没有有意识地利用俗文学来强化其政权的正统性，而普通民众对蒙族统治的抵触和对汉家政权的思慕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因此，才会有《单刀会》、《西蜀梦》、《汉宫秋》等作品的出现。而在元末政权倾颓之时出现元代开国讲史作品，则更是不合时宜。即便有相关平话留存到明代初期，也不会被《永乐大典》所收录，更不会广为人知。因此，可以说，宋元讲史平话事实上并没有为元代“开国题材”小说提供直接的创作基础。 2.元代开国史料的阙如 除了直接脱胎于宋元讲史平话，正史、野史笔记亦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素材来源。其实，讲史平话本身依赖于史籍甚深，“中国的古史著作是后世小说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寄生地，小说的原始胚基，就附着在古史著作身上”⑧。宋元讲史平话的主要内容就是演述“《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梦粱录》)。其中，《五代史平话》内容大多取材于《资治通鉴》，间或参考新、旧《五代史》；《三国志平话》则以《三国志》、《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以及历代野史笔记为基础敷演而成。元代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也主要依据史籍编撰而成，如《武王伐纣平话》取材于《尚书》、《史记》、《逸周书》等。 如上所言，讲史平话虽未能为元代“开国题材”小说提供直接的创作基础，但明清历史小说中依据史籍而创作者比比皆是，如《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都是摘抄史籍中的重要史事补缀成书。只要元代开国史料丰厚，小说家照样可以从史料中取材。那么，元代开国史料又是何种情况呢？ 蒙古族曾有《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一书，大概成书于13世纪，详述其民族起源及英雄业绩，记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两朝事迹，最为详备。但原书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文写成，在元代被深藏内廷，秘不示人⑨。明初朝廷曾有汉字音译本，后收入《永乐大典》，但语言障碍制约了它在民间的传播。其他元代早期史料如《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一直到清中叶才得以发见。 另外，明代曾编撰有《元史》一书。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冬天即召集“山林遗逸之士”、“岩穴之士”编撰《元史》。朱元璋下令纂修《元史》，其政治意义应大于史学意义。朱元璋急于在撰史中证明元祚衰亡大明鼎兴的必然性，急于对元明易代盖棺定论。编纂元史撇开通晓蒙古语及历史的前朝官员，不过一年就仓促成书，《元史》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列传编排草率，特别是对蒙古初兴、三次西征和西北四大汗国的事迹，尤为疏略。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评价《元史》时说：“金华(指宋濂)、乌伤(指王祎)两公，本非史才。所选史官，又皆草泽迂生，不谙掌故，于蒙古语言文字，素非谙习，开口便错。即假以时日，犹不免秽史之讥；况成书之期又不及一岁乎！”⑩明代还出现了其他元史著述如胡粹中的《元史续编》等，但其史料来源多依据《元史》，增益甚少。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明代小说家编纂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乏良好的史料基础。更何况，纪传体史书将重大的历史事件分散于各传记中，无疑显得零散。而《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为章回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便捷的编撰方式，“在小说艺术未臻于完美之前，长篇著作是很难着手的，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才可得到了长篇”(11)。“通鉴”类史书对历史小说文体的生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2)。明清历史小说多部书名标“按鉴”二字，如《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等，以示其与“通鉴”类史书之渊源。《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都编撰于宋代，明代小说家“按鉴”演义，元代开国史自然未被囊括。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中也不乏“按鉴”《资治通鉴》之续书者。《资治通鉴》续书中确实载有元代历史，如成化间商辂等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嘉靖隆庆年间薛应旂、王宗沐各编有《宋元资治通鉴》。但一方面上述典籍中元代史料增补资料有限，最重要的是，“土木之变”后，明廷与蒙古瓦剌部的冲突日趋激烈，蒙汉矛盾升级，“内夏外夷”遂成为《续通鉴纲目》诸书处理夷夏关系的总则。即使小说家依据《续通鉴纲目》、《宋元资治通鉴》编纂历史小说，其关注点也当在南宋之覆亡而非元代之鼎兴。 元代开国史料的阙如是显而易见的。“蒙古人未入中国，先定欧西。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西征中亚细亚全部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奠鼎燕京，其势已邻弩末。前四朝事迹，实含有世界性，及《元史》最主要之部分，而官修《元史》概付阙如，固由史官荒率，抑亦可凭借之资料太阙乏也。”(13)这种现象一直到清代中期才得以改观。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元史“在诸史中最为荒秽”，“清儒发愤戡治，代有其人”(14)。“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两书出而‘元史学’起一革命。”(15)晚清以来，随着西北舆地学的兴起，蒙古族勃兴的相关史料更是呈井喷之势。不仅之前的史料如《蒙古秘史》与《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得到进一步发掘与重视，还出现了大量新编撰的成果。由此，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得以产生。《青史演义》按照历史编年的顺序叙述成吉思汗诞生直至窝阔台征金国事，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尹湛纳希之所以能够创作如此鸿篇巨著，主要得益于他掌握的大量蒙古史料。尹湛纳希乃成吉思汗第二十八代孙，家中藏有大量蒙、汉、藏、满文图书。为了创作《青史演义》，他在家中“找出了大元朝所属蒙古各部落的史书、传集、历史故事共十种。此外，还找到了汉族的史纪、蒙满典册、藏族经文的译稿和畏吾儿历史译稿共十种：《盛世青史》、《无敌圣主之源》、《蒙古圣主传》、《皇子简史》、《达赖喇嘛所著青年之婚》、《金婚之乐》、《成吉思汗散史》、《成吉思汗传说》、《大元朝正史》、《朱子通鉴纲目》”(16)。 蔡东藩创作《元史演义》，同样离不开晚清涌现的元代史料。《元史演义》是一部元代王朝史演义，全书共六十回，其中前十五回大致敷演成吉思汗事。蔡东藩在1916至1926年期间，先后撰写了清、元、明、民国、宋、唐、五代、南北朝、晋、前汉、后汉通俗演义。这没有丰赡的史料为基础，显然是难以完成的。尹湛纳希一生居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其创作《青史演义》主要依据家族藏书，不一定能及时获取当时最新的元史研究资料，特别是对后来翻译的元史著作更无缘一见。而对蔡东藩来说，获取资料的范围显然更为宽泛。蔡东藩曾在杭州一满人家中任教，其家藏书极丰，任他博览深究；而且民国时期的杭州等江南城市，出版业发达，蔡东藩有幸涉猎大量东西洋史籍译本。虽然他抱怨元代史料阙如，但从其序言来看，他所拥有的中西史籍是前人难以想象的(17)。 《青史演义》与《元史演义》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史料丰赡之于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