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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同”及其问题 “认同”一词译自英文中的 Identity。Identity一词在英语中的意义比较丰富,韦氏词典中给出了五种解释,它可以指个体之间的相似性,也可以指个体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因此,在汉语界, Identity不仅被译作“认同 ”,也被译为“身份”、“同一性 ”。语汇本身的含混和复杂,丝毫没有减弱中国学人拥抱新鲜理论词汇的热情。近年来,以“认同”为关键词的研究著作纷纷问世。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根溯源,反观“认同”概念的理论源头,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应该说,现代“认同”理论主要有三个来源: 其一是美国心理学传统的“认同 ”研究。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克 ·艾里克森 (Erik Homburger Erikson)在 20世纪 50年代创造了“认同危机 ”( identitycrisis)这一心理学术语。通过这一术语,他修改和扩充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降低了生理性冲动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艾里克森看来,人在生长过程中还有一种注意外界并与外界相互作用的需要,而个人的健全人格正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的。艾里克森将人的一生划分成八个阶 段,“认同”危机贯穿始终。[1]在“认同”危机理论的驱动下,艾里克森的后期研究深入到美国社会的一些棘手问题,如黑人的社会地位、妇女作用的变更、青少年异常行为等。他的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已经超出了精神分析的临床范围,与习性学、历史、政治、哲学和神学联系在一起,“认同危机”也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共享的理论词汇。[2] 其二是符号互动论。米德 (G. H. Mead)凭借他的讲稿《自我、心灵与社会》一书成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符号互动论剥离了外在世界物质的外衣,把世界看成是符号的和象征的世界,相信主体在积极介入经验世界的时候,也就通过互动的方式重新建构自身。这一发端于美国的理论充满了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气息。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米德构想了一个“客我”,这个客我能够通过一种去中心的方式塑造出一个自我形象,并且进而进行自我认同:“人类在刺激他者时也能自我刺激,在回应他者的刺激时也能回应自己的刺激,这一事实的确把一个社会客体放置在他的行为之中。从这一社会客体中,可能出现一个客我,能够和他发生关联的就是所谓的主体经验。”[3]虽然符号互动论历来被人诟病为一种“无历史、无结构、无政治 ”的理论,但是,就认同理论的发展来说,米德提供了一种实践的主体间性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联域作为重要支撑。 其三是以欧陆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理论。这一理论由泰弗尔 (Henri Tajfel)和约翰·特纳(John C. Turner)在 20世纪 70年代提出,主要用于研究族群之间互相歧视的问题。随后,特纳又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将其进一步完善。社会认同理论应用的重要领域是集体行动,特别是群体之间的冲突,到目前为止,仍是研究集体行动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传统的理论,例如剥夺理论、挫折—攻击理论,纷纷把抗议、骚乱和变革等集体行动看作是个体受挫或者反抗的产物,而社会认同理论则揭示了个体的挫折感以及不满程度受到社会认同过程的影响, 把社会认同看作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4]不仅如此,对于后来社会科学领域的认同理论来说,“社会认同理论”的作用还在于提供了种族和群体的维度。 虽然“认同 ”理论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就已经在心理学领域产生了,但它并没有马上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宠儿。“认同 ”概念跨越学科边界得到广泛重视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这和整个社会变迁以及学科内部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全球化问题日益突出,同一性和差异性议题成为当今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在社会学领域,它涉及移民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边缘群体的话语权、种族问题研究、同性恋合法权益、妇女问题、移民问题;在政治学领域,它衍生出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合法性等诸多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 它涉及到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伊拉克战争、欧洲一体化等;在文化领域,它又关系到多元文化、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先锋艺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留、青少年亚文化等;甚至在生物学领域,同一性和差异性都成为关键议题,因为物种多样性的维持以及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认同”概念恰好是处理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一个核心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在处理个体怎样融入群体、获得身份的问题。当“认同”概念走出心理学实验室,学者们纷纷在比喻的意义上来使用它,“认同”理论也就获得了政治学的意义,比如,安东尼·吉登斯用它来处理现代性、全球化以及差异性问题,试图揭示在现代性激变的特殊条件下,在全球化浪潮带来的脱域体验和专家系统的宰制下,人们怎样获得有关自我的知识。而查尔斯·泰勒则借用“认同”概念,试图在哲学层面阐明现代身份的生成。 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之后,社会科学内部发生了重大变迁。以文学领域的变革为先锋,整个社会科学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代理论到后现代理论的震荡。在文学领域,这次变化以文化研究的兴盛为主要标志,因此也被称作“文化论转向”;而在哲学领域,这次思潮则被普遍看作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来又一次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挑战。德里达、利奥塔的名字一时间成为时髦的符号。虽然这次震荡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只剩下余波荡漾,但也正是这次思潮,使得现代性的问题得到重新审视,整个西方学术传统受到质疑,学科内部资源进一步整合,跨学科研究也纷纷兴起。借着这次理论契机,“认同”理论以超凡的亲和力与这些林林总总的后现代理论迅速结合,一时之间,占据了学术滩头阵地。譬如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研究,它们与认同理论融合了起来,突出边缘群体的身份问题。妇女、移民、少数民族,这些过去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和个人,霎时间成为认同理论照耀的中心。他们的“认同”危机也以前所未有的高昂语调被宣扬。与此相关的理论家们认为“认同 ”这个词汇能够恢复各种边缘身份的社会建构的本质,揭示被遗忘、被遮蔽的问题,从而带来解放的意义。“认同”问题也因此不再是心理学的问题,而开始涉及社会领域,乃至政治领域[5]。特别是在美国理论界,这种带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研究风潮尤甚,进而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学术界。 由此看来,“认同”概念成为当下学术界的关键词,也并非偶然。然而,在我们热烈拥抱“认同 ”概念的同时,也要看到其背后蕴含着的哲学内涵,并对这个理论词汇可能带来的问题予以警惕。 首先,“认同”一词有着挥之不去的原子主义意蕴,也就是说,“认同 ”理论首先假设了获得身份和取得身份的主体是单个个人。个人是身份的占有者、建构者,是“认同”的能动力量,并且具有先验的合法性。这种原子主义的倾向来自于心理学的学科自明性。由于心理学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单一个体,其背后的基本假设也当然是原子主义的个人。应该说,正是在这种个人主义、原子主义概念的推动下,多元文化思潮顺理成章地受到鼓励,边缘的个体乃至群体获得了澄清自我身份和个体价值的权力,这是“认同”概念作出的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基于这种原子主义,“认同 ”概念不仅鼓励了多元文化和差异性条件下的平等,也鼓励了分裂主义的盛行。或者说,从本质上来讲,“认同 ”概念就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发现自己的独特性,越来越倾向于和主流标签区别开来,这也就不利于促进共同体的团结和融合。如果“认同”理论最终不能解决共同体的团结问题,相反,它却把人们引向分裂,那么,这个理论就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当下的学者们往往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使用“认同”概念,通过后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阐释“认同”概念。这样,身份成为一种可以更替、交换、颠覆和重构的符号,通过虚拟的共同体,人们获得有关自我的知识。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导下 “认同”理论呈现出不断向文化领域收缩的趋势,要么变成一种微观的经验主义个案研究,要么变成意识形态的口号,从而失去了对现实经济、政治的有效批判,没有能力处理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 这样具体而宏大的问题。虽然,包括吉登斯、泰勒在内的学者们仍旧在使用认同概念,但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在“认同 ”概念越来越时髦的同时,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依然值得怀疑。 那么,有没有一个理论语汇能够在修正“认同”概念的同时,也能够处理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回到青年黑格尔,我们会看到一条清晰的哲学线索,它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概念,那就是“承认”(Anerkennung)。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