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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样一种对“五四”的整体认知下，再来讨论思考鲁迅所代表的先锋精神，有什么意义？鲁迅的哪一部分是当下的我们最值得学习的？现在所处的大时代、大环境，其实是不利于学习鲁迅的，因为今天是常态的时代而非先锋的时代。凡是在动荡年代、先锋思潮涌现的时代，鲁迅的形象一定是非常活跃的，大家都会把他当作精神旗帜。而在常态的时代又如何理解鲁迅？如果我们把鲁迅归入“常态”的文化系列中去，比如研究“鲁迅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思想里的儒佛道”“鲁迅怎样成为一个国学大师”诸如此类的题目，是这样来研究鲁迅，还是把鲁迅作为中国20世纪文化突变时代产生出来的伟大个体？这是我所思考的问题。 谈到这次论坛的主题——“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我不是很理解。我的想法是，今天是全球化时代，我们登录互联网，我们走到街头巷尾日常生活，我们遇见的还有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没有的，我们遭遇的是全球化。哪怕一个最缺乏文化素养的人走进麦当劳，他也和全球文化进行了面对面接触。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当然不是“拿来”不“拿来”的问题，因为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常态”就已经是被全球文化覆盖了一切。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常态中保持具有先锋性的个体。鲁迅这样的个体就是在痛苦的选择当中慢慢形成的。 我认为鲁迅的精神就是先锋精神，鲁迅的传统就是先锋文化的传统。鲁迅常常喜欢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这么做了。他比较偏激，喜欢持一种较极端的态度。作为一种对社会有超前认识的先锋，他肯定处于孤独之中。我认为鲁迅对自己深陷其中的孤独状态是不喜欢的，他是希望有集体，有团队，有新生力量来与他合作。鲁迅不是故意沉溺孤独的超人，他早年参加光复会，后来参加《新青年》阵营，参加广东的北伐革命，最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寻找中国社会最尖锐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最具有革命性反叛性的群体，他一直站在最前沿的位置不停地进行选择，可每次选择和结盟以后，他又感到了失望，到后来都散了，他是在满怀期待过后又陷入失望，最终出走。这也是典型的先锋者的态度，永远激进，永不满足，不停地向前探索。 鲁迅晚年和周扬领导的左联发生冲突以后，他就不再向外寻找先锋力量了。他不愿再去接触比左联更加激进的社会组织(譬如托派)，那时的鲁迅完成了独立的个体的战斗性格。晚年的鲁迅有意识地把萧红、萧军、胡风等都拉到左联的外面，有意识地培养黎烈文、巴金、黄源、赵家璧、吴朗西、孟十还等年轻人，却不再和别的政治力量组合。我们要注意到，他聚合了这批年轻人，而这批年轻人的背后是当时的新媒体：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图书公司、《申报·自由谈》、《中流》、《译文》、《作家》、《海燕》等十来家出版社、杂志和报纸副刊。还原当时的影响，就像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当时的新文学作家不太关注都市的大众媒体，而市民文学(通俗文学)的作家们则关注较多。新文学作家那个时候还属于学院派，或者左翼战斗团体，比较追求高大上。但是鲁迅却一直都主动参与媒体，将那个时代的新媒体人团结在一起，在上海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非常独立的力量。鲁迅在他的时代，就已经很注意媒体传播与先锋精神的互动关系。很可惜鲁迅55岁就去世了，他的生命之火燃尽了，很多新的尝试也就无以为继了。 从鲁迅本身的战斗行为来说，他面对的从来不是“中外”问题，也不是“拿来不拿来”或者“寻找文化主体性”的问题，鲁迅是在不断抗拒成为主流，尤其是貌似代表全社会其实只是体现统治者主体的文化。于是他一直站在被压迫的社会底层的族群立场上，站在主流文化体系之外进行战斗，促使其自身的裂变，培养其成熟的战斗的个体，或者说是伟大的叛逆的个体。所以鲁迅是永远的先锋。抗拒奴化，强调立人，他一辈子都在自觉做叛逆者。今天我们面对的所谓全球化，几乎对它无法抗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鲁迅作为伟大的“先锋”、独立的个体，他在中国给我们后代究竟揭示了什么？我们从什么意义上去理解、感悟鲁迅的传统？这应是我们今天的“80后”“90后”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