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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2016年。100年前，中国文化新旧蜕变处于最激烈也是最精彩的时刻。从1915年到1919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很多事情：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新青年》创刊，高举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1916年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复辟的逆流，新文学运动开始酝酿；再往后，1917年胡适之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白话文运动，《新青年》阵营已经布局成功；1918年，鲁迅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李大钊开始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兴起。这短短五年中经历了三个“五四”：思想启蒙的“五四”(1915年)，新文学的“五四”(1917年)，以及学生爱国运动的“五四”(1919年)。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 现在我要问的是，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究竟是哪些人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我特意查了一下，鲁迅是1881年出生，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胡适是1891年出生，他们发挥重要作用时的年龄与我们现在在读的博士们差不多；陈独秀算是大一点，他是1879年生，但他已经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那时候真正的长者应该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是1868年1月出生，也是属兔的(丁卯年)。我想了一下，“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里面几乎没有“50后”出生的一代。康有为是1858年出生，严复是1854年出生，但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已经被看作是过时的人物。而正是陈独秀、鲁迅、胡适这样一批70后、80后和90后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纪元。他们所开创的时代，真正是年轻人的时代。 中国怎么会遇到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那个时候，出生于1860年代末的蔡元培先生已经担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掌一代文化之祭酒。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萦绕，久久挥之不去。中国的知识分子现状和百年前的中国相比，似乎停滞了一轮(十二年)。我们这一批出生于1950年代的学者当中可能有的人当了大学校长，有的人成了知名学者，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现在似乎是可以做蔡元培先生当年做的事，虽然肯定没有像蔡先生做得出色，但至少在做。而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学人，以及70后、80后的学者，现在能不能发挥像当年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的作用，引领“文化革命”的风气呢？这我不敢说。我们高校里的70后、80后的青年教师，可能还在为评职称、发表论文、争取科研项目、买房还贷等等繁琐事情而烦恼。也许这样的环境决定了我们今天很难产生陈独秀、鲁迅这样天马行空的人。更不要说90后的青年人了，整个儿还没有登上社会舞台。所以，说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现状比100年前的中国要滞后一轮，这种说法还是留有余地的。或许我们可以指责“文革”耽误了十年的人才培养，我们也可以找许多其他理由来进行推诿，而我们以现在这样的姿态来纪念“五四”100周年，我觉得是惭愧的，因为在“立人”的意义上我们似乎没有太大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