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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学史的书写 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在诸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获得了充分的推崇。这种推崇对朱自清散文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散文家影像的朱自清便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确立了其无可动摇的地位。王瑶在其文学史中就这样写道： 朱自清早期的散文，收在《踪迹》与《背影》里的，很有一些为人传诵的名篇，如《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这些正是写法漂亮缜密，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的。他的文字秀丽委婉，又注意于口语的采用，虽然写的多是个人的经历和感想，但在《旅行杂记》里有对军阀的讽刺，《海行杂记》也有对帝国主义的诅咒，而且态度诚挚严肃，感人的力量很深。”[9]126-127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化文学史书写，而是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书写。对此，王瑶曾经就这本文学史书写的指导思想有过这样的专门叙述：“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9]1王瑶书写的文学史尽管是以个人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就其深层的指导思想而言，却是自觉地把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框架，作为自己的文学史书写的整体框架，这便打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在此情形下，王瑶在其文学史中对朱自清其人其文的书写，便不再仅仅代表了其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还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既然已经确认朱自清“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自然，文学史的书写就要对朱自清给予相应地“礼遇”，这也是王瑶为什么在其文学史书写中对朱自清给予高度评价的根本缘由。具体来说，王瑶把朱自清纳入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链条中，强调了他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指出他的散文创作“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即便是朱自清那些写“个人的经历和感想”的散文，也特别强调了“对军阀的讽刺”、“对帝国主义的诅咒”的意义。至于朱自清的那些没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散文，也没有被视为“无病呻吟”、“闲情逸致”之作，更没有被提升到“小资产阶级”情调予以批判。1980年，王瑶在修订该书时，又突出了朱自清的这些散文恰好体现了“他的缜密精致的艺术风格”。[10]149 如果说王瑶在文学史书写中还可以相对地保持自我独立的学术品格，那么在王瑶之后，刘绶松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书写时，则失却了这一相对独立的学术品格，从而使得他的文学史书写打上了主流意识形态更深为深刻的烙印。刘绶松对朱自清散文的文学史评述，已经不再像王瑶那样相对平和，而是更加意识形态化了。他对朱自清其人其文是这样叙说的： 不同于郭沫若的散文的奔放恣肆，朱自清的散文是以清新简约见长的；也不同于郭沫若的散文的较浓厚的外国文学的色彩，朱自清的散文是具有着更显著的民族风格的。在内容上，朱自清的散文除了一部分自叙个人经历和感想的而外，也有一部分是战斗性比较明显的。例如在《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一文中，……作者的对于侮辱孩子和践踏人类尊严的不合理的旧世界的憎恨是显而易见的。又例如在《航船中的文明》一文里，作者也对于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投出了辛辣的讽刺。《背影》集中的《背影》一文，向来被称为最好的散文，但其中显然存在着比较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伤感的情调。《旅行札记》暴露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落后情况，《海行札记》讥弹了帝国主义的某些罪行，是两篇值得我们注意的作品。”[11]196 在刘绶松的文学史书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几个显著的信息：其一，凸显了郭沫若散文的正统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以至于在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早在1936年便离开了人世，那么，在世的中国现代作家中，郭沫若则排在第一位。在此情形下，“唯郭沫若的马首是瞻”便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和合理性。其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诗人诗作进行评说，把郭沫若当作一个标杆未尝不可。但是，在散文方面，刘绶松把朱自清的散文也纳入到郭沫若的散文体系中加以确认，便表明了文学史书写者已经部分地失却了散文评说的价值标尺。其二，凸显了朱自清散文的“民族风格”。朱自清的散文注重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注重使用大众的语言，营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散文世界。这种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的做法在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因此，刘绶松在此用“民族风格”概括朱自清的散文，并不意味着对其散文的否定，更不是否认其散文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意义，而是在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对朱自清散文创作的肯定。其三，凸显了朱自清散文的“伤感的情调”。刘绶松对朱自清散文的内容进行评说时有这么一句：“朱自清的散文除了一部分自叙个人经历和感想的而外，也有一部分是战斗性比较明显的。”刘绶松在此似乎是凸显了朱自清“一部分”散文的“战斗性”，但就上下文来看，刘绶松更想传达的思想是朱自清散文的“伤感的情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绶松对这种“情调”还进行了阶级的限定，强调了这种“情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尽管如此，刘绶松的文学史还是依然充分肯定了朱自清散文的艺术价值。 在王瑶和刘绶松之后的时间里，中国社会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且不说文学史书写出现了停滞，即便是王瑶和刘绶松本人也深受动乱之苦，更为甚者，刘绶松竟然走上了绝路——走上绝路的“情调”已经远非“伤感”可以概括。这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关系。在这一结构中，各历史因素、历史力量的制衡与互动，在推动和保障着历史的健全发展。” [12]因而，历史的运行规则总是“风雨之后见彩虹”。在历史进入了“新时期”之后，唐弢编写的文学史面世，这部同样打上了主流意识形态印记的文学史，一方面凸显了朱自清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又凸显了他的“爱国、有正义感”的社会属性： 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朱自清在‘五卅’前后革命渐趋高涨的年代里，曾经较多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这在他一九二四年起写下的一部分诗文中留有鲜明的印记。在《赠A.S.》中，他赞美过‘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当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出‘五卅’惨案后，他写下《血歌》，愤激的感情如‘火山的崩裂’。他还以‘三一八’斗争亲历者的身份，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对军阀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另有一些散文也从侧面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13]179-180 从唐弢的文学史书写中可以看到，他强调朱自清的散文“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指出了他的散文“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这一评价对朱自清这样注重个人化思想和情感书写的散文家来说，无疑就特别凸显了其散文政治上的进步性和题材上的社会性。然而，我们如果把唐弢和王瑶的文学史书写进行对比便会发现，唐弢的文学史书写并没有超越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文学史书写所达到的高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比王瑶更加远离文学本体。这表明，经过十年“文革”磨砺后的唐弢，对既有的极左思想的突破还是极其艰难的。 随着思想的解放，朱自清的散文逐渐得到了文学史家的重新确认，他们突出了朱自清散文所独具的特点，进一步强化了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温儒敏认为：朱自清的“重要性如很多评论家所公认，只要学校选讲范文，或编文学史，谈到现代散文的语言、文体之完美，朱自清必被提及”[14]119。程光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朱自清与冰心放在同一节中，认为“朱自清把古典与现代、文言与口语、情意与哲理、义理与辞章，结合到了近于完美的境地。尽管有‘着意为文’、过于精细之嫌，但那既洗尽铅华又雍容华贵的风致，实在是现代散文的骄傲”[15]105。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把朱自清与周作人、冰心列入一节，认为“朱自清的散文是面向人生的”，其描写山水的名文都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朱自清散文文人气颇重”[16]120。严家炎在其主编的文学史中则这样评说朱自清的散文：“朱自清的散文，态度诚挚恳切，文字熨帖传神，风格从容儒雅，善于借意象传达历史文化的韵味。无论记游写景，或是叙事抒情，颇有沁人心脾的魅力，而且处处显示着自己的个性。他尤擅长写亲情友情，作品如《背影》、《儿女》、《给亡妇》、《冬天》等，都体现着作者温厚诚笃的性格和真挚反省的精神，感人至深。”[17]241诸如此类的其他文学史，对朱自清及其散文倍加推崇的并不在少数。如此一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朱自清，其文学家的影像便自然得到了特别凸显。 其实，对朱自清散文的推崇，不仅表现在大陆诸多学者所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而且还表现在海外一些学者所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如司马长风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对朱自清给予了较高的礼遇，他甚至还把朱自清排在冰心的前面，予以了特别推崇。司马长风在其文学史中用“朱自清散文如工笔画”进行概括。他是这样具体展开文学史书写的： 在现代散文作家当中，若论享誉之盛，朱自清与上述四大家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背影》那篇散文几乎是家喻户晓。 朱自清的散文细致凝重，与徐志摩的风流潇洒恰成比照。如果用绘画来比拟，徐志摩的散文是大写意，朱自清的散文则是工笔画。他的代表作除《背影》之外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和俞平伯两人同游秦淮河，又以相同题目记游，但俞文俗气而累赘，而朱文则雍容华贵。朱的散文毛病在过于精细，密度过大，如煮粥，因水少太稠了。[18]185 无可讳认的是，司马长风对朱自清散文的评说，较之大陆先前以及同期的文学史对朱自清散文的评说，更切近其散文的精髓。司马长风对徐志摩的散文与朱自清的散文进行比较，远比刘绶松拿郭沫若的散文与朱自清的散文进行对比更贴切。当然，司马长风完全屏蔽了朱自清散文的社会价值和人性深度，一味地就朱自清的散文本体来谈他的散文，也有其视野不够开阔之嫌。 总的来看，朱自清的散文家影像之所以在新中国得到了有效的传播，离不开其政治影像的支撑。朱自清从革命谱系中具有“英雄气概”的政治影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家影像，二者的落差是非常大的。但是，令我们欣慰的是，这两种水火本来不相兼容的“元素”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确保了朱自清作为散文家的影像得到了进一步凸显。显然，这种凸显对人们传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的精髓，其意义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