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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毋庸讳言，所谓“关键词研究热”，“热”的时间并不长。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2005年才有完整的中译本，而不到十年，“关键词”热已呈消退态势。进入2l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虽然还能见到一些以“关键词”为关键词的文章和专书，但是，无论是规模、气势以及观念和方法上的创新程度，都无法与本世纪头十年的状况相比。 关键词研究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趋“冷”亦即出现“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规模、气势上看，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也就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关键词”为题名的专著由2009年和2010年的每年30多部减少到2011年只有20多部，论文由2010年的1500多篇减少到2011年1400多篇，而且这两组数据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从观念和方法上来看，此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沿袭了前期研究者的套路，或采用分科治学的模式来研究某一具体学科的“关键词”，或采用辞典释义的模式即按音序或笔画编排的体例来对“关键词”进行切割和类分。以上种种研究，大多未能摆脱依经立义、经义至上的传统模式，从而遮蔽了这些“关键词”深广的文化意蕴和现代价值。就中国文化及文论的关键词研究而言，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还是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美学和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下列缺陷和不足。 第一，分科治学模式导致对研究对象的切割。 包括五经和先秦诸子在内的中国文化元典，其关键词诞生于前学科时代，也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古之道术”尚未裂变为“方术”的时代。而今人对元典关键词的研究，大多在某一特定的学科框架内进行，“各得一察焉以自好”，“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结果是“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⑤。比如，对关键词的类分，哲学学科的研究者以“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知识论”一分为三，文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者则以“文学本质、主体创作、文体风格、批评鉴赏”一分为四。将关键词对号入座，则难免方枘圆凿。比如“道”，是自然、人生抑或知识？比如“兴”，是创作、文体还是鉴赏？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范畴研究对元典关键词的分科阐释尚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而本世纪初直接受雷蒙·威廉斯影响而兴起的“关键词”热依然固守分科治学之模式，依然热衷于在不同学科的框架内诠释各自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则成了《庄子·天下篇》所说的“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既不合于元典关键词“其备乎”的原生形态，亦不合于雷蒙·威廉斯“历史语义法”的跨学科视域和路径。 第二，辞典释义模式导致关键词阐释的非语境化。 就释词方式而言，既有的关键词研究不外乎三种模式：一是“标准答案、一锤定音”的辞典式，其中既包括各种版本和规模的文化辞典，还包括本世纪初新出现的冠之以“关键词”的各学科的分类辞典；二是“语料汇抄、词义类聚”的类书式，如《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等等；三是“范式归纳、体系构建”的范畴式，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哲学—美学和文论范畴著述。这三种方法又是以“辞典释义”为基本或核心模式：类书是为辞典准备语料，范畴则是扩展版和理论版的辞典。对于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而言，辞典以及相关的类书和范畴模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在使用时对其局限乃至弊端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导致关键词释义的静态化、非语境化以及历史场域即语义现场的遮蔽或丢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