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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体系的文学史研究 文学史研究是郑振铎文学事业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所著的《文学大纲》《插图版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无不是现代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郑振铎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和他那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鲁迅先生在1935年致增田涉的信中曾说过，“中国教授中郑君是工作和学习都很勤谨的人。”更为重要的是，郑振铎还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在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治学方式。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不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而且也让包括鲁迅在内的同时代学者大为赞赏。 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学的态度上，郑振铎所持的是一种可贵的整体观念。他认为文学可以有优劣之分，却不能为狭隘的国家或群体观念所局限。因此他在治学上也颇有剑走偏锋的意味，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作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郑振铎有着一种天然的热情。在他小时候，每次一翻开《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些作品，几乎是废寝忘食。即便在避难欧洲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花去大量时间流连于英、法等国的图书馆，查阅古典文献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治学方式上，郑振铎极为注重对前人的继承，坚持处处用史料说话。在《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一文中，他这样说过，“凡要下一个结论，凡要研究到一个结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证据来’。”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史料都是当时别人的著作中所没有过的。对于这种研究方式，鲁迅先生曾在1933年致台静农的信中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真赏，宜也。”事实上，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不但受到了胡适先生的巨大影响，而且也得到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真传。在他的文学史著作里，不仅有新史料更有新发现。也正是因为有史料上的自觉意识，他在文献的校勘和收藏方面做出了惊人的贡献。 更为难得的是，虽然郑振铎非常注重史料的价值，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为史料而史料。与当时流行的文学史著作相比，郑著文学史的一个最大亮点就在于它的文学史观。在研究过程中，郑振铎先生往往是从一种宏观视角入手，来把握历代作品和作家流派的演变。在这一点上，他接受了一度流行的“进化论”观念。不过，他又完全超越了“五四”时期那种后者居上的激进立场，充分注意到了古代文学的价值，并指出了“进化论”在文学史领域的意义。他说：“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他的学术名篇《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等文章，无不清晰地勾勒出一种“进化论式”的文学演变。 而在对待文学发展的问题上，郑振铎则提出了著名的“两动力说”。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文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免会僵化起来。而在这个时候，文学往往因为两方面的刺激，才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其一是外来文学，其二就是民间文学。因此，他在论述古代文学的时候，格外注重来自印度文学的影响。同时，他也非常注重民间文学的价值，并梳理出中国小说的演变。那些在很多人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正是他所关注的对象。他的代表作《中国俗文学史》可谓是一部带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不但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史研究，而且为后来的学者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 此外，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郑振铎也没有简单地就文学而论文学，在他的文学史观里涵盖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比如在论述元代戏曲的时候，他就是从当时社会的生活现状入手，深入剖析了元代戏剧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他的代表作品《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等文章，都是从一种宏大的社会历史视角出发来探析文学问题。在今天看来，这种研究方式未免有些老套，而就当时的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总体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有其无可替代的贡献。无论是在新文学的建设上，还是在旧文学的整理上，他都功不可没。从他那成就惊人的文学事业中，我们处处能够看到鲁迅先生的影子。诚然，郑振铎最终没有达到鲁迅那样的深度，但是二人从事文学事业的方式却惊人的相似，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也比一般人要博大精深。虽然郑振铎在创作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执著一种文学本位的艺术理念。因此，我们对他的认识也应当回归到一种文学的意义上来，尤其应当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背景联系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