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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之间还有一个如何分别的问题。对此，乾嘉时期的孙原湘贡献了颇具价值的意见，他说： 言志之谓诗，而所以文其言者殊焉。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同一言德行，而《抑》戒，学人之诗；《雄雉》，则诗人之诗。同一饮酒，而《伐木》，诗人之诗；《宾筵》，则学人之诗。此辨之于气息，辨之于神味，不当于字句间求之也。(25)他认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之间的分别在于“气息”、“神味”的差异。他所说的“气息”、“神味”，揆之于他所举的《诗经》中四首诗的艺术事实：《抑》与《宾之初筵》，在艺术表达上多用赋体，而且是以议论为主，侧重于思想层面；而《雄雉》与《伐木》，在艺术表达上则多用比兴，而且是以抒情为主，侧重于情意层面。透过孙原湘对这四首诗所作的文学类型分析，可知他所说的“气息”、“神味”，其实是指诗歌作品在被读者接受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美学格调或风致，亦即勒内·韦勒克等所说的“内在形式”(26)。孙原湘提出的这种辨别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气息”、“神味”说，极大地丰富了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批评概念的理论内涵。 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这三个概念的理论化，是在它们的理论内涵被清代诗论家不断阐释下完成的。而清代诗论家对这三个概念理论内涵的阐释，又是在考据学及其文化日趋发达的背景下进行的。不论是接受还是有意识地疏离、拒绝考据学及其文化，考据学及其文化都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学。由于这一缘故，学人之诗成为清代诗学批评话语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三 诗学批评的意义 作为重要的诗学批评概念，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像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其他诸多批评概念一样，在清代的诗学批评实践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批评效用。透过诸多批评事实，我们认为：清代诗论家们提出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这三个概念并对诗歌进行文学类型的分析，在中国诗学批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约略而言，意义如下。 (一)重新认识诗史 一种新的理论的诞生，往往会带来认识上的革命。中国诗学的新理论的出现，自然会带来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新认识。因此，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批评概念在清代诗学批评话语中的出现并确立，自然更新了人们关于诗歌的理论认识。而在这种新的理论认识的指导下，清代诗论家们用新的诗学视野审视古典诗歌，使古典诗歌呈现出与此前迥然有别的历史景观。即如《诗经》，在杭世骏看来，其中的作品有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这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在《沈沃田诗序》一文中，杭世骏指出： 《三百篇》之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何谓学人？其在于商，则正考父；其在于周，则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于鲁，则史克、公子奚斯。之二圣、四贤者，岂尝以诗自见哉？学裕于己，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经纬万端，和会邦国，如此其严且重也。(27)杭世骏之所以认为《诗经》中的诗歌有“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分别，根本原因乃是以新的诗学视野对《诗经》进行审视。否则，杭世骏不可能发现其中的诗歌作品有“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分别。可见，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批评概念在清代诗学批评话语中的确立，促使了清代诗论家们对诗史进行重新审视。而这又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诗史的深入认识。清代诗论家这种对诗史进行重新审视而最值得注意的诗学批评意见，是陈文述在《顾竹峤诗叙》一文中对诗史进行的分析。他说： 汉魏以来，陶之冲淡，鲍之俊逸，小谢之清华，王、孟、韦、柳之隽永澄澹，诗人之诗也；陈思之沉郁，康乐之生新，太白、东坡之旷逸朗秀，才人之诗也；韦孟之讽喻，张华之励志，少陵之时事，香山之讽喻，邵尧夫之温厚，陆放翁之忠爱，元遗山之眷怀故国，学人之诗也。国朝诗人辈出，踵武前代，亭林、桴亭为学人，愚山、渔洋为诗人，梅村、迦陵为才人。乾嘉以来，于斯为盛。并世诸贤，略可屈指。为诗人之诗者，则有我师仪征阮云台先生，无锡秦小岘司寇，蒙古法梧门祭酒，山左李石桐、少鹤兄弟，莱阳赵北岚，山阴邵梦余，嘉兴吴澹川，长洲王惕甫、彭秋士、吴枚庵，太仓彭甘亭，华亭姚春木，江西乐莲裳、吴兰雪，吴江郭频伽，海昌查梅史，钱塘厉樊榭、袁简斋、吴谷人、朱青湖、马秋药、钱谢庵东生、叔美兄弟、屠琴坞、从兄曼生；为才人之诗者，则有武进黄仲则，阳湖赵瓯北、洪稚存，湘谭(潭)张紫岘，会稽商宝意，大兴舒铁云，嘉兴王仲瞿，扬州汪剑潭、竹素、竹海父子，遂宁张问陶，金匮杨蓉裳、荔裳兄弟，金华周箌云，丹徒严丽生，常熟孙子潇，吴江赵艮夫；为学人之诗者，娄东萧樊村一人而已。(28)在这段文字中，陈文述根据已在清代批评话语中广为接受的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这三个概念，将自汉魏以来(包括他的同时代)的诗人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陈文述对汉魏以来诸多诗人所作的这种划分，自然是对这些诗人的诗歌作品进行深入阅读后而获致的理性认识。揆诸这些诗人诗歌作品的艺术事实，除了个别诗人的类型归属(如将鲍照作品视为诗人之诗)稍有出入、值得商榷之外，我们大致上认同陈文述所作的这种划分。而从文学研究的眼光来看，陈文述所作的这种划分，其实是对汉魏以来的诗歌创作进行文学类型分析，实际上是以新的诗学视野向人们描述了汉魏以来古典诗歌的历史景观。不管我们承认与否，陈文述所作的这一描述至少提供了人们认识古典诗史的新视角，并在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中国古典诗史，拓深了人们对中国古典诗史的认识。因此，透过上述杭世骏、陈文述二人诗学批评的具体事实，我们不难见出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这三个诗学批评概念在清代诗学批评话语中的确立对重新认识中国古典诗史具有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