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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同样的原理，笔者在《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中利用考古发现的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女神庙中熊头骨和泥塑熊偶像，将年代上相当于虞夏商周各代的玉石雕神熊形象排列成一个延续不断的历史系列，重新解读黄帝有熊氏圣号的由来。2013年底，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同仁集体完成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7]一书问世，书中一再要强调的文化编码论观点是：文化文本是不断生成性的，是编码和再编码、再再编码的。经过再编码的符号往往会丧失本来意义，甚至变成千古无解的哑谜，如《竹书纪年》和《史记·五帝本纪》中“有熊”这样的名号。研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从文化文本的分级编码新知识入手，做文学和文化关联的整体性把握。而对文化整体认识的关键切入点，按照现代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提示，很可能是潜藏在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的精神信仰方面。用如今流行的主流媒体惯用措辞，即所谓“核心价值观”。而在一切前现代社会中，“核心价值观”的缔造和解释权，必然被该社会中主持信仰和礼仪行为的统治者所垄断。巫觋萨满一类神职人员，作为早期的通神者群体，有条件充当玉器时代社会的首领。这也就是恩格斯说的“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 玉石神话信仰或简称“玉教”，就是旨在凸显华夏大传统的意义上提出的区分性、标志性概念，因为它是夏商周王权国家出现前，就存在已久的相当于“国教”性质的一整套围绕玉石的信仰和崇拜观念，也是社会统治阶层的特产(从史前各地方部落的统治者，到秦汉大帝国的统治者，几乎没有不信仰它的人)。是玉教的信仰和神话想象，直接催生玉礼器生产和仪式用玉现象，这不仅奠定华夏文明后世发展出的人格理想(君子比德于玉)和天神世界想象(从昆仑玉山瑶池西王母，到玉皇大帝)，更在周代文献中被总结提炼为“玉帛为二精”(《国语·楚语》记载观射父的话)的教义信念，这一教义直接驱动春秋战国之际以玉为信，结盟用玉，祭祀用玉，赏赐用玉，丧葬用玉等文化现象，又间接驱使秦始皇放弃一切贵金属，单独挑选最珍贵的玉料来制作标志至高皇权的传国玉玺；这一教义还在秦汉两代塑造统一大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本作用和符号编码作用。虽然在汉帝国覆灭之后，玉教神话也同步走向式微，但是其无比深厚的信仰观念却在中医学和民间想象中继续发挥作用，有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玉石神话大寓言《石头记》为最佳案例。 具体到一种华夏文明最常见的玉器形式——玉璧，很容易看出玉教神话观念这样驱动着这种玉器的六千历史的展开。在始于7500年前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玉璧作为华夏玉文化中最常见也流传最久远的一种器形，首次批量出现[8](P36)。此后在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玉殓葬礼俗中，其形制有方形和圆形、单孔、双孔和三孔等各种样式。到了5300年前的安徽凌家滩文化和江浙的良渚文化，玉璧的形制基本固定为一种圆形普遍出现。高等级墓葬中一次随葬几十件大玉璧，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礼俗。后人根据《周礼》等古书讲的“以苍璧礼天”说，在圆形玉璧与天圆地方神话宇宙观之间找到对应关联。而重庆等地出土的汉代铜牌上，则给玉璧形象添加“天门”两字铭文，将以玉璧代表天国神界的底牌亮了出来。  图3 汉代“玉棺”的代表作：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 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后，玉璧从史前大传统到西汉时代，已经足足流行了五十五个世纪的时间，这要比世界现存的所有文明都更悠久和深厚。考古发掘的西汉“玉棺”，充分体现2000年前的汉代人对生命不朽的神话信念。图3是西汉玉棺的代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长280厘米、宽110厘米，高108厘米，复原后的镶玉漆棺实际使用的玉片总数达2095片，多为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的碧玉，棺体侧面上部三分之二部分以四组竖菱形玉片分割成三个平面，中间平面以五个饰玉璧的玉版组成对称图案，五个玉璧图案与东汉画像石中五星连珠的画像相似，可能寓有《后汉书·天文志》所载的“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之意。镶玉漆棺侧面两个空白也应是门的象征，其寓意为供墓主灵魂出入。[9] 世界工艺美术史上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奇观——金缕玉衣制度在两汉时代的出现并流行，也同样是玉教的核心观念“玉为生命不死象征”再度发挥支配行为作用的明证。秦王嬴政为秦帝国特选的天命符号物——传国玉玺，其实物虽然在历史上早已失传，但是汉代诸侯王级别墓葬中的金缕玉衣，却在深埋地下两千年后的当代，一一重现于世，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到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再到广州的南越王墓，金缕玉衣和丝缕玉衣这样出于神话想象的国家级宗教礼仪制度④，居然能够覆盖从华北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南北方大地，它们肯定要比失传已久的秦始皇传国玉玺，更能够旁证玉教信仰驱动特殊文化行为的巨大支配力和传播力。 玉石神话信仰或“玉教”是中国史前文化大传统在数千年间孕育的最重要精神遗产，它对文明国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起到拉动经济和引领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文化功能。有关玉石神话信仰如何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样在史前东亚洲各地渐次传播开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最后在夏商周中原王朝崛起时，使得优质玉石资源成为历朝最高统治者所向往和追求的第一位重要物质，我们在上古描述夏代开国君王大禹的统治权威与各地方政权之关系的一句名言中，已经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禹会诸侯，献玉帛者万国”。 玉帛是两种在史前社会中已经得到充分推崇和追捧的奢侈物质，它们既不能吃又不能喝，天下的万国之地方首领们之所以要将自己领地中出产的玉帛贡献给中央大国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因为二者首先充当的是华夏社会的最高精神食粮，首先满足的是通神祭祀的宗教需求和神话想象需求⑤。在上古时代比夏禹更早的文化记忆中，《管子》一书还提到“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的著名论断。这个说法可以旁证的是，如果在夏朝之前真的存在唐尧虞舜的朝代和中原政权，那么玉石资源在没有和桑蚕丝资源组合搭配为“玉帛”的更早时代里，是唯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以消耗玉石资源材料为标志的宗教奢侈品生产现象，即玉礼器制作传统，在拉动史前社会经济和跨地区贸易交换方面，曾经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宗教的神话信仰成为驱动特殊物质生产之主因。精神因素反作用于物质，促使北方红山文化、南方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东方大汶口文化和西方齐家文化等，不约而同地出现大规模玉礼器宗教制度。对此文化雷同现象的解释，目前看来以玉教神话信仰的跨地域传播说较为妥当⑥。 就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到安阳殷墟遗址的出土器物情况看，青铜器和玉礼器并重的现象十分显著。老子《道德经》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将金玉并列作为财富和荣耀的代表，人生追求的目标。生活在商周以后时代的人，一般很难分辨金与玉在历史上孰先孰后，哪一个是正价值的原型编码，哪一个是次生或派生的二级编码。仅仅从老子所代表的语言习惯看，金已经列在玉的前面，堪称语词应用中的后来居上。孟子称赞孔子用“金声玉振”一词来形容，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细看儒家圣人孔子本人的语言习惯，则《论语》中没有说过一个“金”字，却多次提到“玉”，这或许能够说明孔子在拜金主义兴起之际坚守传统的玉教价值观之立场。《论语》中记述孔子所推崇的同时代人不多，其中以玉为名字的一位君子楷模，即卫国大夫蘧伯玉。《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曰： “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