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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毕竟都是后起的文化现象，大致和产生汉字以后的文化小传统的年代吻合对应。在没有发生金属生产的中国史前大传统中，明确存在一种玉器独尊的宗教价值观，以及此种玉教价值观支配下的“玉殓葬”特殊文化现象。在此意义上使用并强调“玉器时代”这样特殊性的命名，有利于凸显华夏国家起源背后的大传统文化要素及其意识形态特性，给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之发生，找到现实的和可考的前身或奠基期。而提出“玉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现象，能够揭示“玉器时代”形成和演进的精神动力。[3]从大、小传统贯穿一体的意义上说，“玉教”堪称从前中国到早期中国的“国教”。正是在玉教信仰的不断作用之下，“关于的玉的神话观念竟然是早于一切书写文本神话的最大也最重要的中国神话。”[4](P51)玉教神话对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的形成，不论是精神内核方面还是语词表达习惯方面，都贡献至伟。“宁为玉碎”和“化干戈为玉帛”等中国人的口头禅，至少已经从先秦时代一直讲到今天，足以充分体现这一核心价值观。 在依次分级的或时间先后顺序的意义上，我们把一个文化的大传统符号编码(主要是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称为一级编码或原型编码，在此基础上才有随后出现的二级编码(象形文字)和三级编码(文字叙事-经典文献)。由此得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文本观念，让它能够涵盖自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的文化意义生产之历史，以及象征符号嬗变的历史：从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石雕蟾蜍、五千年前马家窑文化彩陶上蛙人神(生育母神)形象模式，到两三千年以来的西南蛙神铜鼓，再到数百年前《聊斋志异》中的《蛙神》，再到如今文学家莫言表现计划生育现实生活的小说《蛙》。我们将三级编码即古代经典之后的一切写作，视为文化文本的N级编码，这样就从理论上得出一个处在不断生成和再造过程中的文化文本观，或称依然存活和演化的整体性文化文本，它和每一位作家写作的单个文学文本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犹如孙悟空和掌控孙悟空的如来佛手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天才作家孙悟空能够跳出文化文本的如来佛之手。就连当代词学研究专家唐圭璋和文学家琼瑶的名字，都是由史前玉文化大传统时代铸就的玉石神话信仰为其符号原型的。 尽管我们无法确证汉字中的“金”或金旁字族与“玉”或玉旁字族的产生年代之先后，但是如今能够明确证实的文物出现次序，则无疑是先玉石而后金属的。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把玉器时代的价值观看成华夏文明的一级编码和原型性价值，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价值观视为次生的、二级编码的价值系统。从一级编码到二级编码的文化再造过程，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黄帝战蚩尤的著名神话，之所以把代表玉兵器的黄帝作为正面形象，把代表新兴金属兵器的蚩尤“铜头铁额”形象做负面的和妖魔化的表现，那完全是大传统的玉教伦理支配下的文化价值观发挥主宰作用的结果。在玉与金的二元对立中，后起的金当然无法颠覆在它萌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数千载的玉文化价值系统，尽管金属生产初兴起之际同样会被当时人做出超自然的神话化理解，甚至进入新兴的阴阳五行学说体系，构成金木水火土的宇宙元素论模式。 关于金属的神话化理解，有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对铁的神话做出经典分析，他指出： 无论铁是从天空坠落，还是来自大地母亲的腹部，人们均认为铁器充满了神圣力量。即使在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人群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这种对于金属的敬畏态度。马来半岛的酋长们都拥有一块圣铁，并将其视为王权的一部分，他们对铁器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敬畏之心。没有金属加工知识的原始人更加崇敬铁器。比尔人——生活在印度东部山区的原始人——常常将得到的第一份果实，祭献给从其他部落获得的铁箭头。[5](P42)这并非恋物癖或对物品自身的崇拜，亦非迷信，而是对一种来自外界的神奇事物的敬畏。这一事物来自于他们熟悉的世界之外，因而是未知世界的象征或符号——种近乎超自然的象征。这一点在熟悉蹄铁(telluric)(而非陨铁)的文化中非常明显。在传奇故事里，有关天空金属的记忆持续存在着，正如对神秘奇迹的信仰。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相信能够用陨铁打造兵器的人，在战场上不会受伤且战无不胜。这种来自天空的金属不同于地上的金属，它来自天空，因而具有超自然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阿拉伯人相信铁器具有神奇的性质，能够创造奇迹的原因。这很可能是充斥着神话色彩的记忆所导致的结果，这一记可追溯到人类只使用陨铁的那个年代。[6] 铁和铜，还有金和银等金属物质材料，之所以能够在初民想象中获得通天、通神的意义联想，其实不仅仅是陨铁从天而降的表象所使然，而是承接着更加具有神话联想原型意蕴的物质——玉石来自天神恩赐的观念。以玉石为神圣和以金属为神圣，神话想象和编码的逻辑是大体一致的或相通的，不同的只是时代的先后，在先的必然影响在后的，一级编码必然支配二级编码。铜和铁承载魔力的观念，直接承接自玉石承载魔力的观念。 当代知识人依据考古新发现的大量资料信息，对大传统的原型编码能够认识到的程度，将直接决定着我们对文字书写小传统的再认识和再理解的深度及可信性。换一个说法，文字叙事的主题和母题，甚至文字符号本身的所以然，大都潜藏在无文字和前文字的大传统符号编码及神话联想之中。过去的文字学知识根本不足以让人们弄清汉字的“王”字和“玉”字为什么如此接近，当史前大传统的高等级墓葬一个一个被打开，人们看到随葬玉礼器是史前社会领袖重要标志物的现象，“王”为什么离不开“玉”来证明自己特殊身份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距今五千三百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顶级墓葬中，一位逝去的部落之“王”，居然能够享有三百多件精雕细磨的玉礼器(图1)。其中在墓主人身下摆放数量最多的玉礼器是玉钺(穿孔的玉斧)，再看三千年多年前甲骨文“王”字写法，为什么造字者选用一件斧刃向下的钺形，来代表“王者”的意义问题，顿时得到大传统实物符号参照下的阐明。这就是文化的一级编码对二级编码的解码效应，或称为“再解读”效应。相当于诸侯王级别的春秋时代芮国国君墓M27中，为什么单独出现一件十分威严且造型奇特的半环形龙纹青铜钺？对照大传统玉石钺的“一级编码”文化意蕴，问题就有了便捷的答案。作为社会权力象征符号物，铜钺无非是升级版的玉钺。  图1 5300年前以玉钺为主的顶级墓葬：安徽含山凌家滩M27墓发掘全景图，张敬国供图  图2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国君墓M27出土龙纹青铜大钺 同样，玉器时代的玉钺独尊现象，在青铜时代之后必然让位于玉钺与铜钺并尊的现象。如商代高等级墓葬中，就一再见到铜钺和玉钺的并存。在中等以下墓葬中还有随葬石钺的情形。在新老贵重资源被上层社会垄断的情况下，铜和玉都不是一般社会成员所能够企及的，陶器和石器作为玉器时代之前的石器时代遗留物质形式，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依然会大量出现在墓葬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