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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红现象”的成因分析 萧红从长期被忽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新“回暖”，再到今天成为全民讨论的话题人物，这种热度已经不是仅凭她的作家身份或是哪部作品引起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从文化环境上来看，新时期的思想大解放思潮尤其是女性文学批评的兴盛为萧红的回归营造了有利的文化背景；从接受角度来看，与其它现代作家相比，萧红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更能吸引读者的眼光和注意力；最重要的是，从作家自身来说，萧红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使她的作品即使放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首先，在文化环境上，8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文学热为萧红研究的“回暖”提供了有利的研究背景。新时期以来，杨绛、谌容、张抗抗、王安忆、池莉、方方、铁凝等一大批新老女性作家形成创作热潮，女性文学的繁荣一时间蔚为大观。当代女作家在文坛的活跃也相应带动了重新阐释现代女性作家作品的热潮，性别视角也很自然地成为研究萧红的一个新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鲁迅、胡风、茅盾等男性作家对萧红作品的解读奠定了萧红研究的基调，《生死场》也由于描写了东北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一度成为萧红的代表作，萧红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占位长期贴上了“左翼作家”“抗战文艺”的标签。而以《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后期作品却因为“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4]这两大时代主题，常年受到冷遇。甚至曾有学者这样著文批评萧红：“她已经与现实脱了节，这个惊天动地的民族解放事业对她已经是陌生的了，她底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甚至连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心灵的搏动也无法触摸。她堕落在灰白的空虚的生活的泥淖里。”[5]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活跃、女权意识的苏醒，为更充分、更深入地进入萧红作品找到了另一条通道。她笔下妇女的生育、疾病、虐待、死亡的悲剧命运，她对日常生活敏锐的感知，以及她独有的敏感、细腻、稚朴的笔法等等，都与女性文学批评正兴盛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强烈的呼应。《生死场》不再被单纯地解读为抗日救亡的“生死场”，更是女性命运的“生死场”。长期处在主流批评之外的《呼兰河传》也终于被给予了公正的言说，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呼兰河传》的价值要比《生死场》更高。在这一轮女性文学批评热的带动下，萧红的真实创作意图和思想艺术个性得到了还原和新的解读，萧红作品被暗藏了多年的光彩终于散发出来。 除了作品中流露的女性意识，萧红自身敏感孤独的气质也与女性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契合。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记录了一个“琴声不再响起的遗憾”的故事[6]，萧红因为没能遵守一个与卖唱盲人老者的约定而深感内疚，直到生命的弥留时刻仍然对这件事情不能释怀。另一个故事记录在萧红的散文《破落之街》里[7]，有次萧军、萧红两人在回家的路上，萧军让她自己上楼，说到“你进屋去吧！我到外面有点事情”，萧红顿时就感到“他不是我的爱人似的”的悲怆和痛苦。这种女性独有的细腻与敏感，让萧红与大量的女性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时间大学校园里文艺女生都以手捧一本萧红的小说为潮流。 其次，从读者接受上看，萧红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吸引了大量读者。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这么多女性作家，广受欢迎的为什么不是更博爱的冰心？为什么不是更温婉的凌叔华？为什么不是更大胆的石评梅？而是只活了31年的萧红？就是因为萧红身上负载了太多的“传说”或“传奇”，她的出生、家庭、爱情、婚姻、去世等等，个个都是极富魅力和争议的话题。 和其他现代的女作家相比，无论在文学命运还是人生命运上，萧红都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她的一生充满坎坷，萧红故居内有一幅她的人生旅途行走图，看了这幅图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步履匆匆”！1927-1942年，萧红有过至少15次以上的“离开”，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她走过了那么多地方，从一个异乡到另一方陌生的土地，今天不知道明天的落脚之处，也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住过两年以上。“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这竟然成为萧红的生活常态。因此，萧红常以无家人自称，在组诗《苦杯》中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在散文《失眠之夜》中又说：“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8]与冰心、凌叔华、陈衡哲这些“闺秀派”作家不同，萧红不管是人生还是作品，都没有“太太客厅”的那份闲情逸致和贵族气息。凌淑华的小说《酒后》写了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一下的强烈愿望，丈夫最终允许她去吻了，但当她走到那位朋友身边时，却说“我不要kiss他了”。这种“酒后”的闲适和情调从来不属于萧红，萧红笔下出现最多的场景是“饥饿”，是挨饿时的无奈与绝望。 除了坎坷的人生经历之外，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复杂的感情纠葛也是她广受大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些年来，“民国热”已经成为大众特别是文艺青年们的阅读时尚之一，民国才子和才女之间的感情关系也常常成为人们“八卦”的对象，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陆小曼等人之间的故事就长期被人们津津乐道。萧红更是不缺少这方面的“谈资”，逃婚、私奔、怀孕等等任何一个词都能激起公众的兴奋点和无尽的想象空间，成为潜力巨大的消费热点。且不论网上各类评论报道都以“才女萧红与五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三次婚恋、两次失子”“萧红与她的男人们”为噱头的标题，就连电影《萧红》都直接写出“文学洛神萧红的浪漫情史——她如何点燃了六个男人”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文案。我们先不去评论这种做法是否得当，不可否认的是，萧红的这些经历比一般女作家更有“卖点”，更能抓住读者观众的眼光，这也是实际情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纵然文化语境和读者兴趣使“萧红热”具备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但是任何一个作家能够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一定是凭借其作品自身的独特魅力。萧红首先是一个作家，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命里，她留下了众多的经典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人的生存状态有独到的观察与深度的思考。 萧红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随性而作。萧红小说中并不存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呼兰河传》中除了“我”与祖父之外，其他人物之间并不构成什么关系。对谁的印象深就写谁，谁的特点明显就写谁，或者说想写谁就写谁。萧红的语言表达也不纯熟，相反十分青涩，甚至有一些文不通、字不顺之处，但却表现出一种原生态的语言味道。这种审美上的反差让读者读起来倍感新鲜和亲切。比如“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这样的句子在萧红作品中随处可见，非常稚拙，非常朴实，也非常新鲜和亲切。在结构布局上，萧红非常随性，《生死场》里的第十章只有一百多字，在“屋顶的麻雀依然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短短几行叙述中，十年的时光就过去了，下一章写的就是十年后的光景。《呼兰河传》虽是传记，却不中规中矩，而是想长就长，想短就短，从不讲究什么结构的匀称、叙述的严整，比如第六章第四节，整整一节只有短短的两行文字： 有二伯不吃羊肉 但正是这种随性的背后包含了萧红高度的文体意识和饱满的情绪。对于写作而言，鸿篇巨制是一种方式，“鸡零狗碎”也是一种方式，后者恰恰是鲁迅、契诃夫等人喜爱的方式，当然也是萧红所追随的方式。《小城三月》全文共13 000余字，前部分的描写枝枝蔓蔓的，十分从容，用了10 000字的篇幅来讲述翠姨那些犹犹豫豫的琐事，而从“翠姨一听就病了”到翠姨最终的死亡，只用了不到3 000字就匆匆结束了。叙述的节奏由缓慢到突然加快，凸显了翠姨悲剧命运到来之快、之不可掌控，翠姨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就死了，故事就戛然而止。这一切恰如萧红的一生，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人生就完结了，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另外，在写景上，萧红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凡是东北作家都会写雪，白朗笔下冻结的江水是“如白银般的”美丽的，迟子建笔下的雪花则是“纤柔地飘落到大地上”，似乎没有一个作家写的像萧红这么冷：“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萧红内心的寒冷、人生的寒冷都体现在了这短短的一句话里。 除了笔法上的随性而作之外，萧红还十分善于用诗意的笔法勾画平静而饱含幽怨的寂寞世界。茅盾曾评价《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也有学者指出：“象征性和浓缩的抒情性画面，是全书画幅中的基本组成部分。”[9]小说中有关“泥坑”的描写便是如此：“……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如今“大坑”意象成为了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甚至有评论认为“大坑奠定了全文的基调——无助、困窘和悲凉。”[10]值得注意的是，《呼兰河传》中的诗意笔法不仅只体现在“大坑”上。扎彩铺中“好的一切都有，坏的不必有”的彩景，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扎彩铺的一切其实是为死去的富人准备的，但制作这“死后理想国”的却是穷人，两者对照下展现的是穷人生不如死的悲哀。萧红对“大坑”的描写既是一种写实，也是一种象征。不注意“大坑”的诗意表达，或对“大坑”的过度阐释，都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萧红作品的复杂意蕴。 “萧红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现象，在于无论是萧红自身还是其作品都具有一种超越性：她是东北作家群的一员，但又超越了东北作家群的群体特征；她具有左翼作家的重要特质，但又超出了左翼文学的范畴；她是一位细腻和敏感的女作家，但又超越了女作家的这些共性，更具有粗犷、青涩、孤独的独特个性。应该说，萧红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关注，自然与左翼作家、东北作家群、女作家的身份有关，但更与超越这些身份有关，更与她自己独特的风格魅力与人格魅力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