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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落实现代文学观念 国语运动推行者制定标准语音、写定词汇、编纂辞典、规范语法，不但为国语教育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教学标准，同时也为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应当遵守的语法规范。国语教学通过课堂的口语训练和国语演讲造就了能够说“口语的国语”的新型国民，逐步向“国语统一”的目标迈进。语文教学通过作文训练，不但传播了白话文学的观念，而且培养了学生欣赏新文学的能力，并逐步实现了国语运动和现代文学同声相应的“言文一致”理念。国语运动既需要国语运动推行者在书斋斗室内精心细致地做大量研究性工作，也需要为了普及国语而走向街头的狂飙突进式的倡导与呐喊，这些最终都必须落实到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中。语言运动必然走向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二者之间的关联不言而喻。语文教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通过语文教材的编纂而建立，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宣告了现代文学和白话文教学的合法性，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语文教学一方面连着现代语言运动，一方面连着现代文学，可谓是二者之间的桥梁。基于此，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就不能不涉及语文教学。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教材的编撰都呈现出对学生国语口语交际能力的强调，语文教学通过课堂的口语训练培养了新一代能说国语的新型国民，课外由学校和社会组织的国语演讲比赛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国语口语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展开。学生的国语演讲扩大了国语的传播和影响，国语的成熟也不断推动演讲的普遍、深入和提高。学生通俗易懂的演讲文稿率先实现了“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语言目标。 无论是国语运动推行者的语言运动，还是现代文学的发动者都试图建立一种统一的现代语言，语言问题贯穿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始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语言论争也并非仅是文学内部的形式问题，它关系到中国语言的现代化问题。就方言与国语而言，新文学作家由于看重文学的审美功能，自然重视方言在神理气韵方面的修辞功能。国语运动推行者为了丰富国语，必须借助方言调查以扩充国语词汇。无论是新文学作家，还是国语运动推行者都必须面对方言问题，但方言的地方性与国语的普遍性毕竟有难以弥合的紧张。在30年代初的大众化讨论中，对于“五四”白话语言的批判和对国语标准的质疑，进而引发了后来的大众语论争。大众语讨论既是新文学界反对文言复活的保卫战，又是新文学界对白话语言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同时也是国语运动界对如何建立未来中国统一语的道路探索。此后关于语文通俗化问题的讨论，既是在国语运动“龟走”时期语言文化界试图进行文化普及的一次有效的理论探讨和有益的语言实践运动，也是现代文学和文化界为抗战宣传的需求重新回到自身文学传统的文体尝试。接踵而来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对于自身的清理，在讨论中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文人传统的旧文学、外国文学乃至“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秉持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就语言层面而论，则体现出了语言观念的新综合倾向——吸纳古语、采纳方言、借鉴外来语言。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应把精深的学术问题与广博的历史视野相融合，以综合呈现国语运动、语文教学、现代文学三者互动共生、相互勾连的复杂景观，通过对三者的综合考察展现和回答中国现代语言如何艰难创制，也即是回答国语运动最初提出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正是国语运动推行者的艰辛努力、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国语教学的语言实践三方合力共同推动了“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形成。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推广的普通话运动在享受这一成果的同时，沿着国语运动与现代文学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语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