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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社盟文学家互不入社，但此期文坛的社群联盟体制，也极易导致他们在不同社群间自由而频繁地往来流动。如晚明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方以智，少年结泽社课文，活动范围仅限桐城县，交游范围不出泽社诸子。自加入复社联盟后，他开始突破地域限制，到各地社盟分社广泛交游，不受社群门户的限制。如他从明崇祯四年(1631年)开始出桐城，过宣城，历芜湖，拜访梅郎中、沈昆铜等南社诸子。翌年五月，又出游东南，八月至杭州，访读书社领袖闻启祥于“吴山精舍”，会读书社吴思穆、张元、冯延年诸友，又在杭州交陈子龙、周立勋、徐孚远、顾开雍等云间几社诸子；九月至云间晤几社领袖陈子龙，得交新社友李雯、夏允彝等[16]。以上方以智所游历之社，虽同属复社联盟，但方氏并不属于以上社盟分社文学家。但复社的联盟体制，无疑增强了他在不同文学社群间往来交流的意识，促进了他在这些社群间的自由流动与广泛交流。 自文学社群走向联盟后，原本各属不同社群的文学家群体，在保持原社身份基础上，可以再次或多次组合新社群。比如，在社群走向联盟前，贵池吴应箕曾结匡社，桐城方以智曾结泽社，二社各自独立，未通声气。后匡、泽二社并入复社后，吴、方二人结为同盟社友，又同复社其他文学家杨龙友、沈昆铜、刘伯宗、许德先等人组合成立了国门广业社[8](卷17，《国门广业序》)。正因为社群走向联盟，才促进了社盟文学家群体间的自由流动，也给社盟文学家群体再次组合社群创造了机会，此期社盟文学家群体组合社群进行文学交流才显得更为方便和自由。 晚明文学家的社盟组合对文学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当时在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出面组织社群，担任社群领袖，制定较为严密的社群纲领，提出鲜明的文学创作主张，组织社群文人开展文学活动，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实现社群作为派别组织的政治理念，形成此期文坛以社群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社群文学家“自由组合社群及其自由流动”作用于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社群文学家的集体影响力对明末清初文坛格局的定位。换言之，明末清初新的文学风气的形成，文学思潮的再度兴盛，文学理论的百家争鸣，文学流派的地域分布，创作的繁荣与优秀作家与作品的出现，皆与此期在各地涌起的文学社群及社群文学家的自由组合与流动有很大关系。 总之，晚明文学社群走向联盟后，社群文学家的尊师取友观念更为强烈。受此影响，他们逐渐打破单社群狭隘的门户地域界限与身份限制，开始在不同时地自由组合或参与文学社群，广泛猎取科举信息，交流创作经验。这种联盟式社群文学家群体间的自由组合与流动，使得晚明文学更具开放性。也就是说，相比明代中叶以来文学家较为封闭的门户观念而言，晚明文学家对不同文学主张更具兼融性，从而改变了此前文坛的封闭格局，形成晚明文坛特有的百家争鸣景象，对文学的繁荣发展影响甚大。而且很多文学家(如吴伟业、陈子龙等)皆由社群培养而成功，围绕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作家群体，形成文学史上(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文学社群为构建主体的地域文学流派。因此，文学史撰写应把对文学的研究置于文学社群的背景下，也许这样的文学史著作才更显视野开阔和体系完整。 笔者认为，要把文学史撰写放在社群背景下进行研究，当前需要克服一个难点：即细心观察社群文人群体文学运作的过程与方式。这是我们理解社群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关键，又是考察社群如何作用于文学的基础。文学社群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组织形体，而是由很多活生生的文人士子参与其中。此期文人多在社群影响下从事文学创作，明清文学个性亦在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下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对文学社群群体运作过程与方式有较深的了解，然后由此生发，归纳总结出社群文人群体运作对文学的具体影响。对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的认识越深刻，我们对其作用于文学的影响就理解的越具体。没有对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过程与方式的考察，我们对此期文学的研究将会显得不知所然，所得结论必然牵强。因此，对于当前文学史撰写而言，必须关注兴起于明末清初的文学社群群体运作方式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即试图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尝试，希望对当前文学史研究能有所裨益。 ①本文公安派结社参考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周群《袁宏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何宗美《公安派结社考论》(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如曹学佺诗《次日再集平远堂，时主人稍有增减，客子亦动离怀，卓氏长君香车独步，定生野衲清供同筵，是集也，燕厦方新，喜朋樽之辐辏，骊歌欲罢，盼仙路以逍遥，请更投签，仍题八韵，予得渔字》、《次日雨甚，安荩将军复招集后林，分得晴字，时女郎长君在座》、《洪汝含招集半岭园看梅，女郎长君、乔兰、小双同游》、《卓氏长君欲嫁王郎过予石仓话别，偶检案台有唐人绝句，因与李子述陈书度限字四绝句送之》等等(《曹学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