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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盟式社群文学家群体自由流动现象在晚明文坛并非个例，且极具普遍性。如黄宗羲“自少遭多难，家仇党祸，南来北往，未尝废学。顾是时心力旁溢，既业制举，复聘诗文，就试南都，凡一时四方知名人士无不交，远近时文诗赋之会无不赴。选《文统》于东浙，就盟会于三吴[2](P404)，仅黄宗羲一人就曾加入过复社、证人社、星社等多家社群。晚明文学家皆有社盟组合与交流经历，成为晚明文坛一大独特景观，也是以往文学史未曾有之文学新现象。故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再试举几例： 方以智 泽社、国门广业社、复社 汪道昆 南屏诗社、白榆社、西湖社 汪道贯 白榆社、西湖社 王世贞 南屏诗社、后七子社 屠隆 青浦社、福州凌霄台大社、南屏诗社 潘之恒 南屏诗社、白榆社、颍上社、芝云社 严调御 杭州小筑山房社、读书社、登楼社 严武顺 杭州小筑山房社、读书社、登楼社 严敕 杭州小筑山房社、读书社、登楼社 闻启祥 杭州小筑山房社、读书社、登楼社 曹学佺 金陵社、凌霄台大社 张溥 应社、燕台十子社、复社 赵世显 凌霄台大社、芝社 夏允彝 燕台十子社、几社 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这足以说明，晚明文学家在文学社群之间自由流动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且交流与组合方式多种多样。 首先，社群文学家入社大多由一地而走向各地。文学社群由于共同的科举功利目的，以及相互之间的尊师取友需要，社群成立最初多由同一地域(多限于一郡、一乡或者一村)的文学家组合而成，社群文学家大多为师友关系、同学关系或者家族关系。此举艾南英、章世纯、陈际泰、罗万藻为领袖的豫章社为例。陈际泰为临川鹏田人，罗万藻为临川行桥人，章世纯为临川箭港人，艾南英为临川新积人，四人皆为抚州府临川人，又是同学，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同举于乡。其中，罗万藻为第一名，艾南英为第二名，其次为陈际泰与章世纯[3](《艾南英年谱》)。四人由此享誉文坛，称“陈、艾、章、罗”。豫章社最初就是由这四人发起，社群成立地点在江西临川，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与明天启四年(1624年)之前盛行文坛的诗社稍有不同，此之前的诗社文学家大多来自不同地域，社群活动也不局限于同一地域。此以明代中叶代表文坛主潮的“后七子”诗社为例。后七子结社地点在京城，组成后七子社的文学家亦来自不同地区，其中王世贞为江苏太仓人，李攀龙为山东历城人，宗臣为扬州兴化人，梁有誉为广东顺德人，徐中行为浙江长兴人，吴国伦为湖北兴国人，七人先后中进士，后在京师做官，由于共同的文学主张而结为诗社。 自明天启四年(1624年)后，以八股文为主要文学活动内容的文学社群占据文坛主流地位，并逐渐由地域性分布开始走向联盟，形成以某一社群为主社，其他地域社群为分社的辐射性文坛格局。陈际泰《豫章大社序》曾对此描绘道：“先是诸生中，有和豫章大社者，而严其人，每郡推一人为祭酒，有佚入者，比于盗地以下敌之罚，既而所轩士，大都皆其推为祭酒之人，所脱者十才二三耳。”[4]其中较为典型者，当为成立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的联盟式社群——复社。复社联络了各地府县的生员，原属一郡一县的独立社群成为复社的地域分社，参加复社联盟组织的日常文学活动。如江西豫章社陈、艾、章、罗四位领袖，除艾南英因文学主张的不同而恶意攻击辱骂复社并与之绝交外，其他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三人于崇祯二年(1629年)加盟复社，成为复社联盟江西抚州府分社的领袖，常出入时任临川知县的复社领袖张采府上，并协助张采为临川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晚明文学家在社群之间的自由往来交流还表现在：社群文人可以在不同时间加入不同类型的社群。这在明天启四年(1624年)文社兴盛之前表现较为明显。此前，文学社群大多限于一时一地，社群文人一旦科举及第，该社也大多解散，社群文学家也就不再参与文社活动，而是加入诗社参与文坛论争，或者加入诸如禅社、学术社等类型的社群组织。 较为典型者当为以“公安三袁”为领袖的公安派结社①。公安三袁最早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组织阳春社，袁宗道时年21岁，袁宏道13岁，袁中道11岁，此年龄正是修业求取功名阶段，三袁在社内随其舅龚仲敏学习举业，因此，阳春社性质为文社。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进士，同年与其兄袁宗道一起回公安等候补官。此时，袁氏兄弟外祖父龚大器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以河南布政使致仕后家居至今，在他的组织下，袁氏兄弟与龚惟学、龚惟长(龚大器二子)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结社南平(即南平社)。此时，龚大器已八十余岁，不仅自为社长，而且颇“能诗，与诸子诸孙唱和”[5](卷16，《龚春所公传》)，南平诗社因此也就具有了高年诗会性质。 公安三袁所入两社虽然性质不同，但结社地点还限于一乡，自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后，结社地点则由一乡转至京师，社群活动范围扩大，性质亦变为谈禅论学。据袁中道为其兄袁宏道写的行状称，“戊戌，伯修(袁宗道)以字趣先生(袁宏道)入都，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时伯修官春坊，中道亦入太学，复相聚论学，结社城西之崇国寺，名曰蒲桃社”[6](《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戊戌年，即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是年袁氏兄弟齐聚京师，结社城西崇国寺之葡萄架下，成员还有陶望龄、潘士藻、黄辉、顾天埈、李腾芳、董其昌、丘坦、江盈科等。袁宏道《西京稿序》言：“已居燕，结社葡萄棚下，诸韵士日课方外言，以诗为尘务，不暇构也。”[6](卷51)蒲桃社虽有文学雅集活动，但主要以“方外言”为主要活动内容，因此而成为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社群组织。 由上可见，自明万历中叶以后，文学家可以加入不同类型的社群组织，而且随着时间发展和人生经历的不断变化，他们还可以在不同时间加入不同类型的社群组织。明天启四年(1624年)以后，文社成为文坛主流，文学家虽然可以在社群间自由组合与流动，但主要限于文社之间，这与以前略有不同。 此外，不同身份的文学家可以加入或参与不同的社群，这主要表现在宗教人士与女性人群。一般而言，文学社群为文学家诗酒唱和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参与文坛论争的根据地，成员或为在朝为官的官员，或为在野的布衣之士，或为参加科举之生员，而以宗教人士或女性人群组织或参与“文学”社群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也不乏几例。以下试加说明： (一)从中国古代社群发展历史来看，宗教人士结社也屡见不鲜，可谓历代有之，如东晋时期即已出现惠远法师在庐山结“白莲社”。唐代，佛教盛行，宗教社群非常兴盛。据清末藏书家陆心源《唐文拾遗》卷五十所载唐处讷的《结九品往生社序》言，唐开成五年(840年)，会稽禹寺释玄英法师于余姚平原精舍结“九品往生社”宣讲《金刚经》，入社文学家达1250人，足见唐代宗教社群规模之大。宋代僧人结社，如释窃审大师结社[7](杨艺，《请法智住世书》)，杭州昭庆寺僧省常与八十僧人结社[7](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并序)，等等。宗教社群(主要为佛教)宣讲普度众生、与人为善观念，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普通民众入社或者参与宗教性社群活动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甚至女性群体也参与其中。如明崇祯十年(1637年)，杭州有讲经会，“僧俗各半，而妇女犹多，至绕台攀座”[8](卷19，《虎邱书禅僧讲经事》)，其聚众集会讲解佛经，明显带有晚明文社社集性质。佛教的普泛性也使得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的封建官吏与文学家在人生罹难时多把佛教出世思想作为精神安慰，因而，中国历史上虽屡有排佛事件发生，但儒、释两种文化的不断交融仍为中国文化之主流，僧人与文人士大夫在文学社群与宗教社群之间交流融合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或者文学家参与宗教社群，或者文学社群邀请宗教人士作为文人雅集之点缀，此例最早可追溯至东晋时期惠远所结白莲社。白莲社以宣扬佛教净土宗“形尽神不灭理论”为宗旨，很多名士如雷次宗、刘遗民、周续之、宗炳等皆入社中，僧众与名士之间的文学雅集亦时常展开。明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闲居参禅成为时尚，直至晚明“狂禅”之风盛行，士人以禅释儒，甚至以佛语“解《学》、《庸》、《论语》)[9](卷2)，此期文人士大夫所结社群多为“诗社兼法社”[10](卷4，《结社二圣寺》)，文学家与僧侣同处一社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比如，与袁宏道为方外友的僧人雪照、寒灰、冷云为当时东南名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袁宏道偕三位高僧来到袁中道消暑的别业荷叶山房，结香光社“修莲社香光之业”。大致在是年八至九月，袁宏道隐居五陵德山，又与寒灰、冷云、雪照三人结青莲社谈禅论学，论学内容被张五教整理成册，称为《德山麈谈》，并付梓行世。可见，寒灰、冷云、雪照三位僧侣既入香光社，又入青莲社，僧侣入社也显得十分自由。僧侣入社与社群文人雅集唱和成为晚明文学社群一大独特景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