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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子》可知，兵家是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者。它最讲究庙算、奇正、虚实等原则。这些原则不被其他各家各派思想所囿，却聚合了各家各派。从《孙子十家注》可发现，杜牧之注，最为精妙。杜牧注“庙算”为“计算于庙堂之上也”(34)；注“奇正”为“正者当敌，奇者从旁击不备；以正道合战，以奇变取胜也”(35)；注“冲其虚”为“冲击其空虚也”(36)。这些注释，被清人李慈铭高度评价为“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知樊川真用世之才”(37)。这些原则既渗透进入了杜牧的精神血液，也渗透进入了其以意为主的文学观。庙算，对兵家来说，本指一次兵事活动之前主帅在朝廷之内的初步计议与谋划。方案妥当，然后行动。亦即，谋定而事动。在以意为主的文学观中，庙算变成了创作之前，作者在头脑中对意的计议与谋划。这里，庙就是作者的头脑，算就是作者在头脑中对意的思虑和谋划——使之大体成型，呼之欲出。奇正、虚实等，对兵家来说，本指一次具体兵事活动中主帅为确保成功而随机使用的一些方法论。在以意为主的文学观中，它们变成了作者为了达意并征服读者而采用的一些构思的技巧或表达的技巧。 杜牧的诗文创作，基本上都遵循着上述原则。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例。作者计议并谋划好的意，是儒家的讽谏，但表达时却采用了兵家的奇正之法。前两句写回望骊山的锦绣景色，想象不同台地之间各宫殿之门次第而开的状况，第三句却突然转向对两个细节“一骑红尘”和“妃子笑”的叙说。这犹如一支奇兵。其出现，不仅说明了不同台地的宫殿之门为什么次第而开的原因(杨贵妃从高处台地的宫殿看到了骑驿马奔跑、扬起红尘的荔枝特使，非常高兴，特命打开各台地的宫殿，以便迎接)，也批评了李隆基和杨玉环让下级官吏供奉荔枝的荒唐。这样，正的讽谏之意就通过奇的手段，在灌注着作者气质、性情的辞彩与章句之间展开了。再如，《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作者的先在之意，是想做兵家大吏(节度使)而不得的愿望，但表达时却用了虚实之法。第一句说自己无能，第二句说自己有皈依道、佛念头，也有闲静心情，第三句却说，要擎一杆旌麾去江海，第四句最奇，竟要登上乐游原去瞻望唐太宗的坟墓(昭陵)。这里，前三句是虚写，其目的，则是砸实并突出最后这一句。杜牧认为，唐太宗知人善任，是明君，但自己所侍奉的唐穆宗、唐文宗和唐武宗却不是。在杜牧看来，自己本有能力做兵家大吏的，但生活在此三朝，自己竭尽努力，也不过只做到小州(黄州、池州和睦州)刺史而已。宋以后文人皆言，杜牧七绝写得好，有“妙绝千古”、“惟绝句最多风调”之誉。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其兵家方法的使用。 七绝如此，其他作品也一样。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云：“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日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前六个分句皆写景，是虚写，最后两个分句，才表达出真实的渴慕退隐之意。诗如此，文亦如此。杜牧《上昭义刘司徒书》中，有对刘悟的同情，有对刘悟的威吓，也有对形势的客观分析，还有层层说理，更有为刘悟的切身谋划等，奇奇怪怪，变化多端，但都是为了一个正的功利主义目的——劝谏刘悟听从朝廷指挥，不要叛乱服务。 若不从兵家思想兵学原则或兵家气概出发，有时是无法理解杜牧的，甚至会造成曲解。 南宋人许  (生卒不详)《彦周诗话》指责杜牧《赤壁》说：“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38)不识好恶。”(39)许 未从兵家角度看出此诗极度赞美周瑜善于捕捉战机之意，却只从儒家这一种思想出发，做出了一种过度阐释，说杜牧担心捉了二乔，由此成为文学接受史上的笑柄。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批评许 说：“诗不当如此论，此直村学究读史见识，岂足与语诗人言近指远之故乎！”(40)清人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亦批评云：“夫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彦周未免错会。”(41)冯集梧、何文焕等从诗艺角度，批评许 是村学究，善讲政治却不懂诗，是对的，但亦未指明，应从兵家角度解读才合理。明人杨慎《升庵诗话》指责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千里”太宽阔，说若改为“十里”就好了。杨慎云：“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42)杨慎未能看出杜牧开阔恢弘的兵家气概和兵家气势，亦未能看出杜牧从兵家经世致用眼光出发对南朝佛寺太多的批判，强要把千里改为十里，亦贻笑大方。何文焕批评杨慎说：“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廓，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43)何文焕虽未看出杜牧的兵家气概和兵家气势，但能从诗人立意角度，阐释杜牧批判之旨，却也难能可贵。在何文焕批评杨慎基础上，笔者要补充的是，若按杨慎之言改为“十里”，后面的“四百八十寺”是无法体现的。因为，区区十里之地，怎么可能容纳得了480座寺庙？由此我认为，与杨慎相比，冯集梧的评论更佳：“诗人侈其楼台、殿阁焉。”(44) 对杜牧之意阐释较好的，我认为，是宋人苏轼与清人王夫之。苏轼非常崇拜杜牧。他被贬黄州时所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受过杜牧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在文论中，苏轼对杜牧也有着相当贴切的理解。其教葛延之作诗作文之法，云：“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事，散在经史子集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45)苏轼认为，意不是特定的儒家思想，更不是九流十家中的任何一家思想，而是作者创作一首诗或一篇文章之前的具有统摄性的主导意念。这个意念，也是贯穿全诗或全文的一条主线索。对苏轼来说，各种零碎思想、各种零碎材料等，散落在经、史、子、集当中，作者若打算进行诗文创作，就必得以意为主，将它们统摄、贯穿起来，这就如同要将散落在集市上的各种货物摄取回来必得通过钱购买一样。由此可见，苏轼对杜牧以意为主文学观的阐释，是很贴切的。其最大的优点，就是指出了杜牧之意的本质是什么，与此同时，我认为，苏轼还把与杜牧以意为主文学观相关的“达意”，视为作者诗文创作能否成功的最大能力所在。其《答谢民师书》云：“夫言至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46)尽管如此，但在我看来，苏轼之论也有缺陷，那就是，他未能从来源上发现杜牧之意与兵学思想与兵家作派的联系。 与苏轼相比，王夫之对杜牧的阐释更有可圈可点之处。其《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乌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47)王夫之不仅指出了意在诗文创作中的灵魂作用，而且也用比喻说明了意在诗文中的地位，犹如主帅在军队中一样。与苏轼相比，这明显是从兵家思想和兵家观念角度对杜牧之意所做的一种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