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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古热”出现的原因及其学术价值 为何在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内会出现并形成研究中古的热潮?不少学者将之归结为时代背景的相似性，认为20世纪初期动荡不安、波诡云谲的政治社会形势与魏晋六朝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那时的学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两段历史两相比附，甚至希望从对魏晋六朝的研究中找到适于当下的救国救民良方。另有学者将之归结为时代精神的继承性，认为那一历史时期的学人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的召唤下，寻求自由与独立，而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勇气、论说及实践，恰恰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思想与精神资源。这些观点都为我们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认识，而当时学人的论述言说则为解决该问题进一步提供了直接的参考。 闻一多曾这样描述庄学在魏晋的复兴：“像魔术似的，庄子突然占据了那个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4]可以说时代背景、时代精神的相似性，知识分子在时代使命、精神追求上的认同感，都是“中古热”形成的动因。作为学人领袖的胡适之下面这番话更从学理的角度重新树立了中古的地位： 文化史是一串不断的演变。古代文化都先经过这一千多年的“中古化”，然后传到近世。不懂得“中古化”的历程与方向，我们决不能了解近世七八百年的中国文化，也决不能了解汉以前的文化。宋明的理学固然不是孔孟的思想，清朝的经学也不能脱离中古思想的气味。汉学家无论回到东汉，或回到西汉，都只是在中古世界里兜圈子。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古思想，方才可望了解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又可望了解近世思想的重要来历。[1] 诸多因素使得中古文学研究在现代突然“热”起来，而这“热”又恰好发生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轫阶段，因此此阶段的中古文学研究也就具有了独特的学术史意义。特别是这批学人具有双重的学术背景与思维构架，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功底，又吸收了大量西方学术资源，因此在研究中古文学时形成了一套比较独特的方法。其独特性在于：首先，不同于古代诗文评传统那种只针对某人或某篇作品的文本式、感悟式研究，能深入具体历史语境做更深层次探析考察；其次，能充分关注文学与文化文本中浸透出的古代文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文本视为语言文字构成的对象；再次，在深入具体历史语境研究与关注文人主体性的基础上，能够与古人平等对话，进行活泼泼的、有生气的研究，充分展示了具有现代性的学术眼光与思想。因此，总结并反思这批现代学人的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以西方文论和研究方法为主的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借鉴和有益补充。 二、语境化——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语境”本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指语言所使用的环境。西方学者一般将语境分为三个范畴：物理语境，即时空；话语语境，即话语世界；原文语境，即上下文。1976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约翰·甘勃兹在《语言与语境论集》一书中提出了“使语言语境化”的概念，更加注重语言、言语产生的背景与交流双方的主体心态。20世纪中后期，“语境化”这一概念逐渐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指文学文本、文论思想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包括历史、政治、地域、时代思潮、社会风俗、文人心态等多种因素。但是，“语境化研究并非先勾勒出某种时代的政治状况、文化状况就万事大吉。语境化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要把研究对象看成是在与具体语境的互动中的生成过程，而非居于语境中的已成之物。所谓语境化研究，正是要在复杂的关联中梳理、阐述这一生成过程，揭示其复杂性。语境的真正作用就是在这个生成过程中显现出来的”[5]。令人惊奇的是，现代学者并没有受到西方“语境化”思想的影响，但这一研究路径却正是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突出特点。 刘师培首次将中古时段从古代文学中单独抽出进行断代研究，并最早扬弃评点式的研究方法，不再只关注文学文本，而更多地关注文学变迁的历史语境，从政治形势、历史地理背景、学术思潮等多元视角探析中古文学的特点。例如《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对建安文学的分析：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6] 此段阐述文字虽少，内容实多，特别是其中透露出了不同既往的新的方法与视角。首先，欲了解建安文学，必先理解建安时代，这就得需要运用“史”的眼光，梳理从两汉到建安的时代变迁，由此方能明了建安文学与两汉文学的不同特点以及建安文学作为独立单元论述的必要。其次，欲认识建安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而要将文学置入政治社会与学术思潮的具体语境中探析其生成过程。顺着刘师培的视野和思路，我们看到，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渐兴，并成为士人阶层晋身仕途之主要途径，经学统治了汉代此后的整个学术思想，但由于古文经学囿于章句，今文经学流于谶纬，使得经学的道路趋于窄化，学术思想影响到文风上来，也使得汉末文章偏于繁缛。“惟东汉以来，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盖文而无实，始于斯时，非惟韵文为然也，即作论著书，亦蹈此失。”[6]刘师培在列举了汉代杜恕的《请令刺史专民事不典兵疏》与曹魏夏侯玄的《时事议》两篇奏疏后指出：“东汉奏疏，多含蓄不尽之词。魏人奏疏之文，纯尚真实，无不尽之词。”[6]历经汉末大乱，至魏武帝曹操统一中原后，转而崇尚法家刑名之学，提倡通脱力戒繁缛，余风所及，文章也就形成“清峻”风格，即文章简约严明。 陶渊明是隐逸诗人的鼻祖，因后世士人对他高尚节操与恬淡气质的持续追慕和歌颂，陶渊明逐渐被建构成一位在田园中过着闲适自在的生活、心境平和的隐逸诗人。但陶渊明的真实生活确如后人所想吗?鲁迅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后来虽然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说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非真实。”[7]那么真实的陶渊明究竟何样，王瑶在鲁迅的基础上从历史语境与个人生活的角度入手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 可以说，王瑶对陶渊明的解读体现了语境化研究方法的精到运用。以《饮酒·结庐在人境》一诗为例，这首诗历来被诗家尊为心静淡泊平和自由的典范，但王瑶认为陶渊明的基本思想并未超出他的时代，“‘心远’用《庄子·则阳篇》意，陶诗在思想上并没有超出当时一般的潮流，基本的出发点，仍是老庄哲学”[8]。另外，“采菊”也并非为了玩赏，而是为了服药，为了延年益寿。对此，王瑶做了详尽的考证，证明汉人很早就已经开始了采菊并酿制菊花酒以期长寿的事实，且陶诗还有很多表达时光飞驰、人生几何的思想，因此陶渊明采菊以期长寿同样是魏晋士人共有的生活场景。“服药是求生命的相对延长，求神仙是求生命的绝对延长，这是魏晋诗人的普遍思想，所以服药是当时文人生活中的一个特点。陶渊明在思想上是和当时一般文人差不多的，他‘乐久生’，所以他要服食，这就是‘采菊东篱下’的原因。”[8]还有“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亦并非实指，而是用了《诗·小雅·天保》的典故，取长寿的意思，这便与“采菊”构成了共同的情感，都渴望延年益寿。王瑶指出“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自然高雅的意境是被后人建构起来的，并具体论证了这一建构始自苏东坡。东坡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9]东坡将此诗改成了自己心中所祈愿的意境，却隐没了陶渊明的真实心境。“这种求长寿的想法尽管俗气和可笑，但它却是一种现实的愿望，无宁令人觉得真率和同情；而绝不是一种超尘出俗的静穆，如后来一般名士论客们所赞赏的。”[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