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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受冷遇到受器重：秦汉文学之士的地位变迁 秦汉文士才高人微，壮志难酬，“士不遇”之怨时显笔端。秦始皇焚书坑儒，留给士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汉初，高祖、吕后、惠、文、景诸帝后，不好诗赋，文学家枚乘、司马相如、邹阳等人游走于诸侯之门。贾谊才华横溢，文帝夜半虚席，却“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武好文能赋，文学才俊几乎悉数召至朝廷，文士的政治境遇似乎好转。《汉书·严助传》记当时情状说：“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23)汉武帝把文学家当作逗人笑乐的戏子，文学家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汉宣帝也爱好文学，然而，文学在他眼中也不过是“博弈”之类的娱乐小艺。在西汉帝王看来，文学不过是盛世王朝的点缀。扬雄晚年不屑于作赋，原因正在于文学的边缘化处境。 光武、汉明贤君主政，宏才文士却依旧屈居下僚或隐于岩穴。建武之初，桓谭、冯衍文名最盛，然而，桓谭非谶，冯衍结交外戚，触犯了光武帝忌讳，郁郁而终。明达政事的班彪，仕途也同样暗淡，终其一生，位不过郎。班固永平初即在兰台和东观著史校书，直到迁为郎官，才稍见亲近。班固才高位卑，难尽其才，作《幽通赋》一抒抑郁之叹。长期受压抑的文学生态正在寻机突变。 章帝即位，文学的生长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善。章帝“左右艺文”，实行文化平衡政略，优先选拔“文章可采”之士。一大批在永平中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排挤的文士应时而起，大量“岩穴之士”也积极加入到参政议政的行列，东汉王朝首度出现文才济济的局面。班固、傅毅、崔骃等人就是章帝朝文化平衡政略的受益者。章帝即位，班固从郎官升为玄武司马，大展宏才，“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24)。永平中，傅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25)。章帝即位，傅毅即以文才显名朝廷。崔骃因《四巡颂》受到章帝赏识，章帝竟令窦宪请崔骃入幕。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改变了文学之士的政治处境，文学创作在国家文化体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乘此东风，马防幕府和窦宪幕府乃广开纳贤之门，礼请大批文学名士入幕。 东汉外戚绝大多数出身儒士，对士人常怀敬畏之心，希冀得到士人的认同和支持。章、和之际，外戚马氏、窦氏权位大增，压抑已久的外戚势力迅速膨胀，他们广交鸿儒，多荐文彦，一面扩大政治实力，一面提高文化声望。一向才秀位卑、胸怀“为治”理想的文学名士恰与寻求士林声望的外戚相契合，外戚礼遇文士、文士倚重外戚乃成不可阻挡之势。我们这才有机会看到马、窦幕府文学盛极一时的景象。 东汉文士与外戚间的相互需求与合作始于冯衍与阴识兄弟之间的短暂交往。冯衍因阴识兄弟的举荐而出仕，虽未及有所作为，但他自言“猥蒙明府天覆之德，华宠重迭”(26)。文士与外戚间的知遇与感恩、荐才与尽才的交往，从此拉开序幕。杜笃献作《大司马吴汉诔》之后，仕郡为文学掾，二十余年不窥京师。建初三年，马防以车骑将军击西羌，请杜笃为从事中郎，又多赐财帛。杜笃战殁于射姑山，以生命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内涵。车骑将军马防又请傅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马防幕府向文学之士展示了一幅文士与外戚共建千秋功业的诱人画卷(27)。 大将军窦宪幕府则实现了文士与外戚合作的辉煌。和帝永元元年，窦宪以车骑将军北击匈奴，礼请众文雄入幕，以班固行中郎将事，请傅毅主记室，任崔骃为主簿。永元三年，窦宪拜大将军，西征匈奴，再请三大文豪入幕，班固以中护军参议军政，傅毅任军司马管理军务，崔骃再任主簿。窦宪幕府的军旅生活扩大了帐下文士的视野，幕主的器重激发了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也激活了他们的创作活力，上下联手，共同铸就了外戚幕府文学雄冠当世的辉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