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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创作于1941年12月的诗歌《时代》表现了诗人对时代命题的集中思考。艾青认为，诗人不能只陶醉于“个人的哀叹与自得的小欢喜”，“沉湎于空虚的遐想”和“对于花、月、女人等等的赞美”，而“必须鞭策自己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联系在正经历着艰苦的革命事业一起，日夜为这事业而痛苦着去寻觅真实的形象——真实的语言——真实的诗”[7]173。应该“为这民族的斗争发出赞颂，为这民族的光荣前途发出至诚的祝祷”[7]166，“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7]160。是否体现时代精神成为艾青评价伟大诗人和最高艺术品的基本标准。 总之，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延安艺术家们无论以前有怎样的艺术个性、创作经历和文化背景，都自觉地贴近生活现实、呼应时代需求，以弘扬时代精神、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尤其是在1942年5月文艺座谈会之后，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延安文艺家们经过文艺整风和下乡运动的精神淘洗，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到革命文艺的创作实践中来。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准确定位，使延安文艺工作者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透视生活的本质，赋予文学和艺术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强大的社会实践功能，为延安文艺灌注了一股朝气蓬勃的强大生命力。 正如硬币的两面不可切分一样，与时代精神的血肉联系一方面赋予延安文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过于急切的政治功利诉求必然伤害文艺自足性和自律性，加之革命战争年代特殊时代语境的限制和要求，延安文艺的不少作品没能经过仔细酝酿、构思、精雕细刻，艺术上的简单、粗糙在所难免，延安文艺也因此被艺术至上者始终诟病甚至不屑一顾。前面已经讲过，考察延安文艺的精神实质必须牢牢把握它生存发展的时代语境，只有充分考虑到时代对延安文艺的迫切要求以及延安文艺对时代的有力呼应，就不会仅仅以“审美性”“文学性”等“纯艺术”尺度来考量它，就会发现延安文艺实践不仅是中国文学艺术历史长河中的奇葩，而且也是世界文学艺术历史长河中的奇葩，是时代精神滋养和浇灌的奇葩。 强调文艺的时代性不是说文艺作品中要充满时代性的服饰、发型、消费观念、话语方式等时尚流行元素，也不是那种表现短时期社会心理、审美倾向的具有明显时行特征的时行文学，如齐梁时代的“宫体诗”、五代的“花间词”，而是那些能表现更持久、更深厚时代特性的作品，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曹雪芹、鲁迅，他们的作品无不是在更深厚、更广阔的意义上体现了丰厚的时代内涵。 文艺当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也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模仿和简单复制，而是对生活的艺术表达和重新创造。强调文艺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不是要否认或淡化文艺的审美品格与艺术特质，否定文学艺术创作的自足性和自律性，而是要警惕“为艺术而艺术”，使文艺成为象牙塔中的自言自语，更是要警惕文艺的商品化、低俗化、娱乐化，使之沦落为牟利的工具和欲望展演的舞台。莫言说：“应该在更广泛的、代表了我们中国最基本的发展方向这么一种层面上，这样一种高度上，来正确地理解和认识我们这个时代，正确地理解和表现我们这个时代。”[8]作家对时代病症和社会弊端的鞭笞，对人性、情感和心态的深刻感悟，对人的生存、命运和精神的追问，对完美艺术形式的孜孜探索，是文学艺术能够以它的永恒性超越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根本原因。 文艺的时代性与文艺的个性化并不矛盾。个性的力量是伟大的，但它不能成为纯粹私人性质的个性，只有当这种个性与历史发展的某种内在趋势达成契合时，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否则，过于私人化的个性也不免流于庸俗和浅薄。瑞典戏剧家、小说家、诗人斯特林堡，被视为怪人、疯子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莫言认为，他是一个“从自我出发，以个人经验为创作源泉的作家”，但由于他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纠缠在一起，个人的痛苦和矛盾恰好与时代的痛苦和矛盾相吻合，因此，“他的那些即便是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作品，也就突破了个人经验的狭小圈子而获得了普遍的社会意义。他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也就成为了人民的呐喊和为人民的呐喊”[9]114。 总之，强调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要呼应时代需求，要以弘扬时代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不是要忽视文艺的自足性和自律性，消弭文艺的独创性和个性化，而是要防止文艺陷入顾影自怜、无病呻吟、自说自话、玩弄技巧、媚俗猎奇、浅薄庸俗的泥沼。因为人类的弱点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借着文学的媒介而透露，并显现为艺术的形式，从而可能改变人们对艺术品格的期待，并进而反作用于人类的行为与精神。“这正是总有一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反躬自问，在社会上发行、传播小说、诗歌、故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活动?”[10]这是法国思想家福柯对后现代语境中文学存在状态的忧虑，他提醒我们思考：如何使文艺成为一种建立人类美好精神家园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正处于急遽现代化和商业化的社会转型中，文艺创作的私人化、商业化、娱乐化盛行，在此时代语境中，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使文艺成为人类建立美好精神家园的有效手段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正当其时且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