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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延安文艺当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最典型的莫过于1940至1942年初，延安戏剧舞台上出现的“大戏热”。所谓“大戏”是指延安上演的国外或大后方剧作家的戏剧作品，艺术水准高，演出难度大，一般与延安当时的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关系不密切。在1940年元旦至1942年初，先后有20多部中外名著被不同剧团反复上演，形成了竞演“大戏”的热潮，而反映边区军民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戏剧则少之又少。尽管“大戏热”的出现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但其偏向和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就是忽视了戏剧活动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导致戏剧的现实针对性大打折扣，引起了从普通观众、戏剧工作者到中央领导的普遍不满。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大戏热”的偏向被纠正，戏剧工作者深入农村、工厂、部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创作演出了一批时代气息浓厚的新戏剧，推动了延安剧运的健康发展，使中国戏剧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4]。延安“大戏”风波充分说明：艺术永远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脱离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艺术的根须只有深深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根植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才能牢牢把握人民的需求和时代的精神脉搏，才能获得时代和民族的共鸣。 其次，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表现为文艺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性和建设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延安文艺继承了中国文艺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优良传统，使文艺在抗战救国的时代洪流中不仅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揭示出生活的广阔性和深刻性，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实践功能，成为建构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延安文艺工作者把识字、征兵、征粮、募捐、运输、选举、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反摩擦斗争等各种社会动员任务，化用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乡村巡回演出。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原本思想保守、民族意识淡漠的边区农民，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思想观念，积极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来，边区男女青年绝大多数参加了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1939年冬，庆环农村剧团在曲子县三岔乡上演抗日戏剧，观看的自卫军被剧情感染，当场出现了整排、整连自卫军战士参加八路军的热烈场面[5]325。在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延安文艺工作者编写出《刘二起家》《二流子变英雄》《钟万财起家》等秧歌剧，这些秧歌剧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特别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1943至1944短短一年间，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劳动力迅速增加[6]65。延安时期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树立了劳动光荣的现代价值观，唤醒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的思想觉悟和主体意识，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及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准确定位上。延安文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革命战争是当时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解放、过上民主自由的新生活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精神追求，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反映战争、鼓舞人民、一切为了“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是延安文艺的目的和宗旨。当时的一切文艺组织、团体、刊物以及各种文艺活动的开展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与宗旨进行，这是延安文艺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语境，也是时代对文艺的迫切要求。这种时代特征是我们考察延安文艺精神实质时必须牢牢把握的基点，偏离或者忽视这个基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遮蔽延安文艺的璀璨光辉。 当时，延安不仅云集了左翼文化界的大批中坚力量，而且吸收了卞之琳、何其芳等唯美诗人以及陈学昭、萧三、冼星海等优秀留学归国人员，随着文化人的大量集结，各类文学社团和期刊纷纷成立或出版，学校以及各种研究机构中的文化艺术活动也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延安实际上已经取代上海成为革命文学(文化)的中心。延安文艺协会是延安文艺史上成立最早的文艺团体，它的宣言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进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毛泽东在致辞中号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战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的任务。”[3]23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的校歌是：“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勇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3]69 1936年11月，著名左翼作家丁玲辗转到达延安后，很快实现了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身份转变，她说：“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3]3她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历时六个月，辗转三千里，在戎马倥偬中写下了《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速写彭德怀》《南下军中一页日记》《到前线去》等大量速写、通讯，这些作品生动讲述了红军将士的革命斗争生活，洋溢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应和了革命知识分子以笔为枪、奉献革命的时代期盼。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的一年半，冼星海进入了创作巅峰期，先后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经久不衰的作品。他在致妻子钱韵玲的信中说：“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一些自己所能做的都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3]201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民族解放的壮丽事业，在此过程中，成就了自己辉煌的音乐事业。1937年8月，周立波从西安给周扬写信说：“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3]69在华北战场，他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这是一本全面深入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模范事迹的优秀报告文学集，作品歌颂了八路军的英勇顽强精神，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的觉醒，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该书1938年6月由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与他后来写成的《战地日记》《南下记》并称为“战场三记”，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敌占区广为传播。 诗人艾青则以诗的语言表达了贴近时代、顺应时代、拥抱时代的兴奋和壮烈：“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