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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客厅里，“大家正谈论到年青人的热情粘附于新信仰上时种种发展”。在这个“一切由‘信’出发”的新时代，孕育形成一种“新宗教气氛”，青年的生命在这种气氛里发酵；更奇异的是，时代在女主人“这个生命枯枝上，茁生了一簇簇新芽和新蕊。希望或理想同样在发酵”。男主人认真地谈到将来的工厂住宅设计，憧憬壮观景象的出现。面对这两个老朋友，沈从文欣赏、羡慕，同时也估计、疑虑：“二十世纪上半段人文主义传递下来的一切优秀技术，及对传统的理解，即将在新的时代作第一回新的贡献。好伟大的一回工程！”说还有疑虑，是他禁不住想，这样的奇迹、童话或神话，能不能真的实现？“能不能完成一小部分？”同为过来的人，“我”却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不能不“感到一种深刻的痛苦”。 女主人体贴“生病”的客人，她劝解，这劝解也像是一种辩驳：“为什么你会要死？……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他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年夜过去几天，沈从文坐在窗前写这篇记录，外面田野里有一列断垣，原来可能是个营盘，现在只剩下一片荒芜。他的思绪里又出现了死：过去某时，会不会有一个战士在那个门楼前自决？紧接着想到“另外一种战士”——也就是自己，会不会“来到这个废门楼前收拾了自己，完成一种象征？”——“似乎有种召唤，自远而近。我没有战栗，只凝视远处。” 开篇即提出的根本问题无从解答，思索复思索的过程没有结果，生命的疲累和空无或将战胜求生的挣扎，“我的甲胄和武器，我的水壶和粮袋，一个战士应有的全份携带，都已失去了意义。一切河流都干涸了，只剩余一片荒芜”。 死亡可以解脱一切。倘若果真听从了死亡的召唤，那么，这就是自我解脱前的“绝笔”。 沈从文自杀之前的精神活动，除了三篇长文，还可以参照的材料有，他在清华园给张兆和的信，以及梁思成、林徽因给张兆和的信，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我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中做了集中引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沈从文的三篇长文，不仅仅对“还原”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思想和生命情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更充分地理解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事业，都有深入的启发。譬如，《一个人的自白》或许能够触动我们反省，对沈从文作品的理解是否太表面化，那些被简单视为“美”、“静”、“朴素”的文字，其实包藏着生活经验中的屈辱和痛苦，也蕴含了生命意志的力量，来共同做成“微笑”的文学；由《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我们可以明白沈从文对历史文物的爱好和理解，其实源远流长，以至于早在后半生以此为业之前，就和个人生命的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一点记录》或许可以看成是两章自传的前奏，他写此文时的搜寻自我，延续下来，就有了紧接着的两篇长文。 沈从文本人，对他这几篇搜寻和梳理自我、当作“绝笔”留下来的文章，看得非常严肃、郑重。郑重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有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我至今记得十一年前读到这句话时的震惊，那是什么样的时候啊，他还想到有“和他的全部作品同置”的将来。 过了许多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心里的震惊，是看到文章的手稿。一九七五年，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里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的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他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予予，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予予用卡片纸做了保护夹，外面写“沈要”两字，里面用铅笔记了一行：“七五年八月十五下午交余：‘这个放在你处……”省略号隐去的，就是那句让我震惊的话：“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予予在衣箱里做了个夹板层，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在《一点记录》里，沈从文回想以前的作品，从中看到了对个人现实命运的预言：《边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在耳边回旋。“我想起新婚二月会写出那种作品，再没有自己作的预言正确而真实！”但是，在当时的急迫和混乱中，他无暇也无心注意到自己作品预言的完整性，他被求死解脱吸引住了，一时没有想起那个作品的最后有个转折：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 二○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