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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愁、自怜、自傲与毁灭感：个人抒写的多面性 在战时上海，诗人最深刻的体验是生活困苦至极，吟咏、哀叹、愤怒以至绝望的多重心情紧紧纠缠在一起，《无题》一诗的穷愁之叹如寒气入骨：“然后是发自凄寂的永夜/与年终的愁怀之交织的/颤然的一声叹，/有如大提琴上的一弓，/低沉地，振荡着，/在这背阳北向的/阴暗潮湿而寒冷的/无米也无柴的/空空如也的/亭子间里。”(20)在谈及“斗米折腰”的问题时，他以极为务实的经济观为当时诗人(文人)在节操与生存之间的选择作辩护：“像陶渊明那样的‘悠然见南山’的享清福的诗人，在今日是已经不可能做到的了。因为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也少不了在经济上有其相当的凭依的。可是今代诗人，谁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折腰便活不下去。不甘折腰便只有去革命或自杀。”(21)路易士对个人生存空间的逼仄念念不忘，在《对人类加以嘲笑》中他悲哀地诉说道：“而在这里，/独坐于/背阳的陋室之窗下，/抽着最廉价的劣等纸烟，/拜读着琼斯和爱丁顿的著作，/写着嘲笑了人类的诗句……”(22)饥寒交迫中的诗人嗟叹的是“冬天来了”，自己还“没有大衣。没有温暖。没有家”。(23)在《冬之礼赞》中诗人则通过降雪来强调寒冷的进袭，进一步凸显没有“大衣”的尴尬与痛苦：“我感到冬对于我的莫大威胁。而且，他还嘲笑了我。/——连大衣都没有的！”(24)诗人一再提及的“大衣”已不仅仅是遮身蔽体之物，还是诗人所渴慕的温暖与尊严的象征。虽然自顾不暇，诗人却还惦记着同样没有大衣的妻子，《惦记你》便是这份感情的结晶：“而且又是十一月来了，/电车上，你一定很冷，/没有冬大衣。我也没有/我多么惦记你，惦记你/我心上的蓝孔雀，/蓝宝石，大眼睛的红天使！”(25)“无衣”的窘迫感不仅是个人独处时的寒冷与痛楚，而且会因为一些场合的鲜明反差而尖锐刺激诗人的神经。1943年12月参加一场豪华宴会的刺激更令诗人不堪：妻子不时髦的秋大衣挂在太太们时髦的皮大衣之中，自己单薄的秋大衣挂在先生们厚呢的冬大衣之中。(26)夫妻二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一味叹穷说苦并不能完全传递沦陷上海的平民之苦，《向文学告别》这首长诗便由感叹转向极度愤激：“……时间和精力，几乎是全部都牺牲在‘觅食处处’四个字上了，奔波复奔波，流浪复流浪，教我怎能不写出像《向文学告别》那样的长诗来！”(27)《向文学告别》不停诉说对“生存空间”与“写作空间”的向往，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绝望地反观自身并对现实社会进行忍无可忍的尖锐讽刺。在《上海·上海》一诗中他直指大发国难财的罪恶群体：“巨大的蝙蝠伞下，/无量数的物资囤积着；/肥胖的赌徒们，/烤着伞内的火，/不知道雪，/也不知道雨。//有一天，/飓风自八面来，/吹倒他们的伞。/乃有簇新的招牌/(油漆未干)/照出他们的肚腹：/正当的营业/爱国的商人//只有猪猡们是无罪的，/——上帝晓得。”(28)以现代派自命的路氏在饥饿的威胁下放下对“纯粹的诗”的向往而做出尖刻的讽刺。诗意虽浅露，但终于说出了个人(也是众多平民)真正的心声。与之相似的是《物价巨人》：“我是高大的。/但处于千百倍于/我的高大/且继续增长不已的/物价巨人之/笨重的皮靴下，/我只不过是个/蝼蚁罢了。”(29) 生活一方面让诗人生出不堪重负之感，另一方面又让他滋生对“温暖的家”的渴望。对往日温暖安定的家庭生活充满“失不再来”的痛惜，对妻儿的依恋、赞美与祝祷以及自觉肩负的家庭责任感是诗中经常出现的重要内容。《猫与家》诉说温柔之家的梦幻及其破灭，(30)《惦记你》则惦记着因贫贱之故，无处栖身只能不顾寒冷到处游荡的妻子。(31)与儿子们一起观月的诗人则以失败、妥协的爸爸身份祈愿孩子们“愿他们长大起来，不变成狗。/愿他们知耻，一若他们的失败了的爸爸。愿他们心地光明，正如照着他们的柠檬黄之月”(32)。 在战争与上海的时空坐标中维系个人的生存无疑是艰难的，但路氏却因此强化了自我主体认知，如果说“高个子、瘦削、抽着烟斗、拄着手杖而行”是其自我想象，那么“孤独、寂寞、骄傲”则是其自我精神标签。在《黑色之我》中他以“黑色”为自我的象征色：“我的形式是黑色的，/我的内容也是黑色的，//人们避开我，如避开/寒冷的气候和不幸。”(33)他以“摘星少年”得到人类文明的最终肯定而自期：“千年后，/新建的博物馆中，/陈列着有/摘星的少年像一具。”(34)路氏的自我想象既自信又自负。虽然死亡是人生终点，“但我之心灵/乃是一羽/翱翔乎N度空间的/绝对自由之鸟，/而一个刹那的自觉/使我不朽。”(35)“我是不可一世的。/我是奇迹中之奇迹。/我沉默。”(36)自负使得主体意识与时空发生尖锐对话，自负至极也将转向忧伤至极。《三十前集》的结集一是因他自诩为新生代，另一方面又是因在时间面前产生了焦虑感。自信、自负与焦虑的交织使得“30岁”对他而言具有了重要的刻度感。他不仅在《苏北行》中详细记述三十岁生日前后的种种而且撰写长文《三十自述》为已经逝去的人生做一细致总结。“三十岁的小舟”是“沉重哪/——载着病了的妻/和营养不良的儿子们”。(37)“凝视着生命的地平线，/这三十岁的寂寞呀。”(38) 路氏的自我想象在“鱼”系列中得到充分展示。他在《华副》上先后发表三篇以“鱼”为题的诗，分别是《鱼》《散步的鱼》《不朽的鱼》。三首诗情绪相连，均是以“鱼”自喻，互为策应，自然构成“鱼”之三部曲。《鱼》是1939年作于上海但一直未能发表的旧作，路易士特别强调其珍贵至极：“因为表现在这一首诗里面的，有我之全人格。”(39)该诗赋予“鱼”智慧、情感、思想，尤其是“坚贞”之心：“一尾真实的鱼/游泳着。//成长于辛烈的烟草之抽吸，/浓郁的咖啡之啜饮，/而且给世界以智慧，使世界智慧。//情绪的鱼。感觉的鱼。思想的鱼。//投之沸釜亦从从容容的/一尾坚贞的，不可侮的鱼。”(40)这尾“鱼”与诗人一样自负，正如他在《不朽的鱼》中所说的那样：“我是一尾/抽板烟的青空的鱼，/游泳的太阳。/我歌。/我不朽！//我是一尾自觉的鱼。/我歌我不朽。//我辛苦地构成了/用以否定凡诸魔术的/全新的体系，/我拿烟斗敲碎了/魔鬼们的丑恶的头。//因而率领着众行星的/太阳系之太阳/乃被称为不朽的鱼。”(41)《散步的鱼》中的“鱼”仍是诗人之化身：“拿手杖的鱼。/吃板烟的鱼。”鱼不仅富有智慧与思想而且有其信仰。它关注邮船的命运，并因对“远方”和“明日”怀有期待而歌唱：“不可思议的大邮船，/驶向何处去？//那些雾，雾的海。/没有天空。也没有地平线。//馥郁的是远方和明日。/散步的鱼，歌唱。”(42)在多年后的回忆录里，路易士强调该诗中的“远方”和“明日”是指“重庆”和“最后的胜利”。(43)时过境迁，此种解释难逃自我辩护之嫌，但诗歌本身自有一种对自由、新生的向往之意。其实在《散步的鱼》发表后不久，为避免误读，路易士就曾亲自出面解释过这首诗。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追求者”，预感有“新时代的到来”，“眼前虽则是雾和茫茫海，但是‘远方’和‘明日’则给我们以希望……于是我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忍受一切苦难，张开两臂，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在它的到来以前，我‘歌唱’它”。(44)无疑，在诗人最初的自我阐释中，这首诗是写对美好时代的期待与向往，但“美好时代”的真实内涵则无法准确描摹。《散步的鱼》在发表之后即受人关注，虽然张爱玲曾批评该诗“太做作”，(45)却并未影响路氏获得“鱼诗人”的雅号。 路易士的自我想象与其社会精英意识密切相关：“在思想上，理念上，具领导力，起领导作用者，既不是那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也不是那些知识贫弱的无产者：唯有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我们是优秀的。”(46)《自画像》则是这一意识的诗化表达：“平静地躺着的海：/他的额。/海是深邃的，/而额纹乃一成熟了的思想之铭镌。//用一双多忧的眼睛，/看雾的明天，看魔鬼们的活跃/看不断的迫害，/看阴谋的陷阱，/沉默着。//沉默地，/抽着板烟，/他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游者。”(47)这首诗因对个人“乌托邦梦游者”的定位而呈现出“思想者”剪影，但其败笔在于诗后的“注”，将“魔鬼”直接指认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分子，于是，这首充满玄思的诗便被具体化为一首反共诗从而伤害了诗歌本身。(48) 作为一个“梦游者”，路易士有着都市人常见的压力与紧张，失眠便是表征之一。如果说夜半划过窗前的流星是意外的美，那么不明来处的手电筒强光、渐远渐微的跫音则无端增加了恐怖感。(49)长期的紧张使得诗人极度地敏感，恍然间整个世界都在“说我的坏话”，而且无休无止。“我行过的每一街，/我居过的每一城，/我坐过的每一沙发和椅子，/我饮过的每一酒杯和酒瓶，/凡认识我的，/凡晓得我的名字的，/都说我的坏话，/嘲笑我，/不知什么缘故。”从自信到自负，狐疑与畏惧渐渐凸显，诗人最终采取了自暴自弃式的解脱：“说吧，说吧，/凡说我坏话的，/都永生吧！/凡嘲笑我的，都是美的美的。”(50) 在沦陷区上海，暂存的政治秩序是可疑而脆弱的，路氏对战争的心情是既求苟安而又不无讽刺之意。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赴宁、泰为官有何不妥，相反，他以自贬、自傲的心情炫耀着自己做官与弃官的“归去来”。也许正因如此，对民族大义并无太多考虑的路氏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个人生死，而战争的破坏性则让他充满了“末世毁灭”之感，未知的恐惧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彼满载的豪华船，/驶向黑暗的，黑暗的，/不可测知的/岁月海。”(51)覆巢之下的生活不仅毫无安全感，而且明白说来，毁灭便是其可预见的结局，《预感》一诗这样写道：大风砂之日，/这都市有毁灭的预感。/嚣骚的街。/人，/车的流。/米五千！/每一张涂抹着深重的忧郁的脸。//黑的漩涡，/歇斯底里的日子，/而且又是狂犬病/和脑膜炎流行的季节……//恐怖，不安，晦暗的天空/惨然悬着苍白的，/××××××(根据诗集《出发》，这里为：“自杀了的太阳”)/××(根据诗集《出发》，这里为：“一轮”)。(52) 该诗最后两行在《华副》发表时被删掉，当是新闻审查之故。路氏认为自己“无时无地不在注视着并倾听着现实”，意图“具体地艺术地表现现实”。(53)诗人以“疯狂”与“死亡”为集合点，将黑色漩涡、狂犬病、脑膜炎等糅合在一起，而“不安天空”中“自杀了的太阳”则是毁灭的最高点。想来路氏写作时并未想到以“太阳”比拟日本占领者，但审查者心中显然有此臆测，故将相关文字删除。路氏在回忆录中并未特别提出这一首诗为自己辩护，亦可推断出这一点。 因战争而产生的毁灭感一直贯穿在路氏的诗歌中。在《为和平而歌》中，“患了对于音乐的怀乡病”的诗人发现“音乐家已应征入伍了。/他们在前线的壕堑里，/以不熟练的手法，/演奏着一种超音乐的，/古怪的乐器——来复枪。”在血腥的战争咆哮声中，全人类都掉在了“毁灭的漩涡里”，“说战争是进化的手段吗？但这手段太天真了”。(54)在降雪之日与彻骨之寒相伴的是毁灭：“明天也许毁灭/自空中来，自远方来，/大饥馑，大疫疠，/无穷的忧患，不断的迫害，/那些，我都不管，不管。/而在外面，雪是正在/一片一片的降下，冷。”(55)在“向文学告别”之时，苦难不仅是个人不能承受之重，而且是全人类的灾难：“今天是不堪忍受的大苦难。/明天是玉石俱焚的大毁灭。/大饥馑。/大瘟疫。/再会，战争！/你使全人类堕落。”(56)诡异的是，一旦炸弹在附近爆炸，诗人却突然间超越生死，感受到了与死亡擦肩而过后的宁静、无奈以及淡然，而时间则定格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空袭下秋日的阳光，/呈一种异乎寻常的宁谧；/而且多明丽啊，/宛若三春之丰姿。//兵营里梧桐树的叶子/摇着，似已读厌了/这个战争之永无结局的/长篇小说之连载。//我站在晒台上，/眺望十一月的青空：/高射炮的残烟，/如我口中喷出的云雾。”(57)在明媚如春日的秋天遭遇空袭，世界却是一片反常的宁谧。多年战争煎熬的经验是无处逃生，剩下的是静待命运裁决的淡然与讥讽。 路氏一直提倡“纯粹诗”，但就其创作而言，沾染意识形态、粘附现实政治的诗时有所见，大多数诗忠实于战争状态下的生存感，表露出都市/小城、战争/日常生活、外部世界/个人等多重维度间的个人经验，越来越不堪承受的生活压力、自信甚至自负、犹疑不安到恐惧、担忧而无奈之下的淡然等等，因此真正达到“纯粹”之境的并不多。他在上海时代所从事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经验，则因历史巨变而在战后台湾获得复习与重新生长的机会。 路易士是观察沦陷时期诗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样本之一。其人其诗其文构成了矛盾、暧昧的混合声响。他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往返，对汪伪政权与日本占领者不乏主动迎合与积极献媚之举，但政治上的附逆并未让他富贵起来，反而始终处于贫困愁苦之境，甚至游走在崩溃的边缘。“纯诗”的追求者徘徊于政治与文学之间，在战争的伤口上寻求与占领者的文学之谊，趋利而为的结果是当时的“荣耀”与以后岁月里的难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