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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表面上构成延续和互文的三种“孔子作《春秋》”说，实际上包孕着具体的修辞实践性。这一命题作为理论学说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话语所预设的前提和运作机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间“作者”与“读者”(“听众”)之间有着复杂的交互作用。这一方面决定了其不能由一种简单的“不可信”来加以拒斥；另一方面，也正由于此种修辞性，如果笼统地从实证立场来加以肯定，并在学理叙述中建立起严丝合缝的单一传承表象，同样会排除掉历史丰富性中的诸多细节。事实上，与其再从普通的写作或创造行为这一层面来论争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毋宁思考孔子对《春秋》话语实践空间的开辟；在其中，后继的实践者必然通过一种向话语范式源点的回归，来参照和证实自身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同时也促成了话语不断的发展与演变。正是这样的回归运动，“增强了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神秘的关联”，“在‘原初’作者和间接作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关系”。[1](P136) 显然，在“孔子作《春秋》”这个宏大而又典型的案例中，将作品归属于特定作者并非出于类似于个体所有权的经济伦理意识，而是一种隐含着特殊话语暴力的策略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作品虽然具有确定个体归属的形式，却吊诡地成为公共化的真理武器。于是，不仅孔子这一“超级作者”被话语主体不断征用，而且，“孔子作《春秋》”作为一项声明同样被重复言说和占有，发挥着话语效用。问题在于，通过这种话语实践，董仲舒和司马迁这样的话语主体究竟试图传达什么?《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武帝向仲舒策问三王治天下之道：“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7](P2514)董仲舒分别对三王治国之道进行评断，皆以“孔子曰”起句，这是在历史的变动之中建立起孔子不变的权威性，使得孔子在真理性上凌驾于夏、商、周三代君主之上，事实上也凌驾于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汉帝国君权之上。这就提示我们，通过对孔子这一至上道德权威的占用，儒家学者们掌握了《春秋》的解释权，也获有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能量，以此介入国家意志在伦理、礼仪以及政治秩序上的建设与调整。与此同时，孔子作为未加冕的“素王”，在现世社会中，其道德主张和仪礼宣扬未曾得到真正的贯彻与推行，那么，当他以《春秋》这一经典作者的身份出现在西汉儒家学者的论述中并被加以神圣化时，就不仅表现出一种虚拟的历史权威在汉代的重新实现，更重要的是，正是以此类迂回修辞的方式，儒家学者们实际上表达了不同于现存君主与制度的另一种理想选择的可能性。 注释： ①有关围绕“孔子作《春秋》”说的学术论争，在国内形成较大影响力的论述，主要参见：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7-79页；钱穆：《孔子与春秋》，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3-317页；杨伯峻：《前言》，于《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6页；张以仁：《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于《春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59页；戴晋新：《孔子与〈春秋〉关系考辨》，于《故宫学术季刊》(第六卷第四期)，1989年夏季号，第67-100页。另外，还可参看：李学勤：《孔子与〈春秋〉》，于《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371页；郑良树：《“孔子作〈春秋〉”说的形成》，于《中国经学》(第1辑)，第197-207页；孔祥军：《驳杨伯峻“孔子不作〈春秋〉”说》，于《中国经学》(第3辑)，第281-288页；顾涛：《论“孔子未作〈春秋〉”说的生成逻辑》，《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第106-113页。 ②戴晋新：《〈春秋〉的现代诠释》，《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19日，第5版。 ③当然，自西汉始，言“孔子作《春秋》”者甚众，但特以董仲舒、司马迁为典范。相关言论者的较完整交代，可见段熙仲：《春秋公羊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④据惠栋《九经古义》载晋孔舒元本《公羊传》有曰：“今麟非常之兽……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惠栋：《九经古义》，第二册第十四卷，于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据贷园丛书本排印，第161页。)此版本的真伪尚未得到切实论证，且该孤证亦不能推翻本文此处的基本判断。 ⑤例如，隐公二年九月《穀梁传》以“君子”指代修作《春秋》的作者；成公十四年九月《左传》以“君子”指代评述者，以“圣人”指代《春秋》的修作者。 ⑥例如，“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便直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5页。)又《春秋繁露·玉杯》中，董仲舒曰：“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固若此也。”(《春秋繁露》，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70页。) ⑦由于中西方学术传统在“修辞”以及“修辞学”定义上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差异与多义性，张汉良曾经特别提示我们注意西方修辞学所深植其中的语言学根基：修辞并不能被理解为次要的语言装饰或狭义的运用语言的技术性手段，而是包含了语言行为(speech act)的整体表现形式，涉及更为深广的面向。详见氏撰《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一个现代方法论的考察与古代“哲学对话”的实例分析》(《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1期，第29页)。 ⑧本文并非意在表示，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内涵与经学话语的建构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也无意忽略董仲舒和司马迁具体的话语实践与流传文本的复杂性，而旨在表明：“孔子作《春秋》”说的构述与言说主体自身的基本定位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基本定位与亚里士多德论修辞术的演说形式之间具有可参照性。 ⑨郑良树在《“孔子作〈春秋〉”说的形成》一文中，注意到了孟子在这处论述的“构拟性”，因而主张“孟子此说，思想性比真实性来得强”。详见氏撰《“孔子作〈春秋〉”说的形成》，《中国经学》(第1辑)，第197-207页。但笔者认为，该文仅仅指出孟子论述的逻辑方式是不够的，作为对于公都子质询的辩护性回应，孟子在话语构建过程中所体现的修辞性则更为微妙和关键。 ⑩在这里笔者主要受到语言学家雅各布森的话语功能说的启示，该学说的具体论述见：Roman Jakobson,“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ed. Krystyna Pomorska ＆ Stephen Rudy,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5-71. 【参考文献】 [1]Foucault, Michel.“What Is an Author?”[A].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C]. Ed. Donald F. Bouchard,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陈立.公羊义疏[A].王先谦.清经解续编(第五册)[C].上海：上海书店，1988. [4]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朱维铮.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A]//中国经学史十讲[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董仲舒.春秋繁露[M].《二十二子》缩印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亚里士多德.修辞术[A]//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C].颜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2]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3]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M].孙俍工，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4]钱穆.孔子与春秋[A]//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5]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