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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孔子作《春秋》”说在中国经学历史上兹事体大且历经纷争。在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下，福柯“作者功能”理论为重新讨论西汉时期的相关言述提供了新进路。孔子实际上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之中，为不同的话语意图服务，而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修辞策略来加以论析。孟子、董仲舒、司马迁三者有关这一命题的叙述具有不同的修辞特征，体现了不同的话语策动机制。通过对孔子这一至上权威的占用，儒家学者们掌握了《春秋》的解释权，也获取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能量。 【关 键 词】“孔子作《春秋》”/经学/作者/话语/修辞/福柯 【作者简介】郭西安，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师资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中西方比较诗学研究，上海200234 经书的作者问题一直为经、史研究领域所关注，而且逐渐演化为一个纠葛丛生的关键论域。在“六经”之中，《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尤为复杂，自古以来众说纷纭。①台湾学者戴晋新将学界所持的观点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种倾向：信古者主张孔子修作了《春秋》；疑古者主张《春秋》本系鲁史，孔子未尝修作；释古者则调停各方，提出合理解释。②随着论争的推进，学者们所征用的文献材料在不断扩充，进行的论述方式也趋于多样，但基本思路和方法都是围绕史实考证来把握和测定孔子对于《春秋》的“著作权”问题。而无论居于何种立场，有关早期“孔子作《春秋》”说的传承，如下一番谱系性勾勒都得到了普遍认可与袭用：从先秦至汉代，“孔子作《春秋》”一说始见于孟子，倡明于西汉大儒董仲舒，详述于太史令司马迁，三者的叙述之间具有承接与互文关系。③然而，“孔子作《春秋》”说作为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它的提出、塑形和规约经历了复杂的话语建构与流变过程，除了考察史料和清理归属之外，还需要我们从当代理论的层面上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辨析和反思。 在当今理论语境下，我们必须正面如下事实：“作者”或“作者身份”问题不再停留于实际指涉某一写作的主体，而更多指向一种观念以及此观念所牵连的话语建构与运作。1969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做了一场主题为“什么是作者?”的演讲。在演讲中，福柯提出：“必须剥离主体(及其替代者)的创造性作用，把它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话语功能来分析。”[1](P138)尽管福柯所处的语境乃是20世纪中期的法国思想界，他所针对的作者观念史也是其来有自。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对作者功能进行分析时，福柯回到了文本意义生产的源头，也尖锐地审视着对文本意义的接收，而意义的生产与接收是一个古老且基本的语言学与诠释学命题。换句话说，“谁在听?谁在说?”这样一个言语交流中与伦理、权力密切相关的话题，乃是从更为遥远的文化思想传统中生发出来的问题，也是我们思考中西方古典诗学命题时所不可回避的共同问题。福柯实际上从一个特殊的进路向我们提示出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孔子作《春秋》”说体现了中国经学与古典诗学传统中怎样的作者观念?如何理解促成这一观念形成的语境?其具体样态关涉怎样的话语建构与运作机制?本文将带入“作者功能”的视角和问题意识来讨论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叙述，观察其异同，并以具体的修辞策略与话语机制对之做出解释。如是，“孔子作《春秋》”这一公案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史实论证题，而进入更为复杂和丰富的论域；如此，或有望突破历史真实与虚妄假说之重重蔽障下的争议僵局。 一、由学术转向经术：作者身份的功能性 众所周知，对《春秋》微言大义的权威性理解与解释，主要体现在“《春秋》三传”中。然而，在涉及《春秋》作者这样关键的问题时，“三传”都难以见出直截了当的明确陈述，而是一致显示出暧昧不明。例如，《公羊传》中便有相关人称指代与叙述的模糊现象。桓公五年《春秋》经云：“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传》曰：“曷为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2](P2215)显然，这里传文以“君子”来指称《春秋》作者。君子谓谁?东汉经学家何休解曰：“君子谓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阙疑。”[2](P2215)但至于为何君子必然指孔子呢?这在何休这里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何休的这种随文而解在清代经学家陈立的《公羊义疏》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总结：“君子，即作《春秋》者，谓孔子也。……凡传文称君子皆是也。”[3](P239)经学注疏的文本脉络显示：公羊学对于《春秋》作者身份的明确化并非成于伊始，而是有着历史的浮现过程。④我们发现，以指示不明的尊称作为言说主体出场，或阐明《春秋》措辞的缘由，或评判《春秋》记述的内容，这样的书写现象为“三传”所共有。⑤正是这类在指称作者时措辞的混杂与迂回，使得“孔子作《春秋》”说的论争延续至今。本文无意在此加入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要追问，《春秋》作者从指称不明到言之凿凿的过程，与《春秋》诠释话语的建构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早期《春秋》“三传”的流布主要依靠口传师授，《公》《穀》二传至西汉始定诸竹帛。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认为，古人治学求道时实际上有着“立言以为天下公器”的传统：“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4](P169)因而他亦将《春秋》经传不称作者的情况包含到该传统之中。但是，这一描述并不能覆盖进入经学时期的《春秋》学。朱维铮在《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中对孔学、儒学和经学做了清晰的区分，认为经学“特指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5](P9)这的确提醒我们应当注重国家意识形态与经学的紧密关联。汉代之前，《春秋》学处于“前经学”时期，在此学术的传承过程中，需要引入一个“君子”或“圣人”来讲解布道，此时原初的言说者实际上表现为崇高但同时也是面目模糊的“先验主体”，其作用终究不过是“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在此语境之中，不仅创制者的具体身份不用深究，连修撰者和诠释者的身份也常常合二为一、不待辨明。然而，当《春秋》学作为一套系统化的国族政治话语被纳入汉帝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和运作过程中时，学术向政治的转轨迫使其诠释与修撰的可能性必须被牢加掌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