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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书话又有“学者书话”和“文人书话”之分，前者意在叙说知识，后者意在表露情趣，融入了更多的自我。当代很多文人书话，虽不一定以论说当代文学书籍为主，但却同样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很多研究者都喜欢从作家的阅读经历，以及偏爱的书籍角度切入，探究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源流、艺术趣味、文化观念等。作家写作的书话，自然也就成了他们获取这些史料信息的重要来源和渠道。如茹志鹃的《紫阳山下读“红楼”》讲述了自己年少时如何痴迷于《红楼梦》阅读，深受熏陶和影响；而李建军的《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一文，就是采用了这一信息探讨《红楼梦》在茹志鹃的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这一角度对《百合花》这篇小说作了重新解读。再如张抗抗的《大写的“人”字》，她向我们介绍了青少年时代阅读苏俄文学，使自己“在崇高与美的桩子上建起了对人生意义的笃信”；知青时期偷看了大量的英法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从而照亮混沌的心灵，激发了对窒息现实的怀疑、发问与沉思；1978年以后受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在小说思想和形式上获得重新启蒙，走向“没有返程的叛逆”。(21)通过这则书话，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张抗抗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轨迹。 还有一些当代作家把书话当作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当代中国纷纭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促使他们选择这样一种文体来应对现实并固守自我的独立世界。就像周作人在《闭户读书论》中所说的：“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22)此外，像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孙犁的《书衣文录》等，也都是他们借书籍自辟精神家园以回避现实的产物(当然，他们在坚持自我独立意识的同时，往往又无法抑制对现实的在意和反思，从而形成极富意味的文化现象)。这些书话就成了探究当代特定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人格、文化心理的历史材料。 综上所述，书话这种具有写实性、札记体特征的文体，为当代文学史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史料。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夸大其作用和价值。现代书话名家倪墨炎曾形象地将自己的书话比作“零食”，而教科书、文学史等正统专著才是“主食”。(23)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确，书话往往更多呈现的是一些零散的知识，它虽不及传统文学史和研究文章那样系列权威、正正经经，但就如同“零食”也有营养，“零食”和“正食”又是相通的，它有时可以补充“正食”的不足，甚至可以发展成“正食”一样；有些书话可以补充文学史所无法顾及之处，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细节，有些书话中的史料还可能成为文学研究“再出发”或文学史“重写”的依据。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怠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