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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方式与中国诗歌之变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长江学术》 陈卫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传播方式对诗歌的创作与接受都有重要影响。科学技术、时代思潮、教育设置、政治体制、商业文化等因素参与其中,使诗歌接受群有大众和小众之分,诗歌创作体式、题材及风格有相应变化。古代诗歌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四种,进入现代社会和互联网时代,传播方式有淘汰,有改进,也有增加。传播过程中,新诗某些特质发生或显或隐的改变,因而,有必要注意诗歌观念的传播,面向不同时期的诗歌进行阶段性动态分析,以宽容的态度允许诗歌以多种形式存在。
    关 键 词:传播/新诗/小众/大众/变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80年代新诗论者的诗学系列研究”(项目编号:13BZW119)
    作者简介:陈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诗在变——人们常注意到它与时代思潮、诗人性情有关系,其实传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①。作为古老文学样式的一种,中国诗歌曾从山林田间的歌声中来,在国家礼仪、文人唱和与风光胜景处出现。到了现代,它通过刊物发表,小圈子流行,舞台演出、广播、电视中朗诵以至网络互动而在大众中存在。不同时代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过程,使诗歌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
    在古代,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有口耳相传、抄写刊印、私塾教育和题壁旅行等。
    口耳相传时期的中国诗,与原生态的歌、舞、戏结合在一起,并无独立显著的文类特征,在活动中以唱词或台词的形式存在,不同的地域还有不同的流行版本。西周—春秋年间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诗经》成书并被官方钦定为典籍时,才有了早期形态的中国诗歌:字数不确定,无完整的结构形式,诗歌内容与日常生活相关,有劳动号子、相思闺怨、思乡恋土、揶揄讽刺等普通人生活的诗,也有戍边征战、国家庆典等特殊场合的诗。《诗经》原本是用来演唱、诵读的文字脚本,由于传播广泛,它被文人引经据典地运用在各种场合,有的诗句成为了民间谚语。朝代更替,中原文化统一,文字标准化推行,特别是印刷术发明后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书籍《诗经》逐渐脱离了原初的表演形态,成为被历代学者去阐释内容、考证字句、梳理修辞的一部原典,此时的诗看上去与演出无甚关联,只是无声的文字③。
    口耳相传的诗还有乐府诗(歌),它也由国家专门设立的音乐机构搜集整理而来,为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辞,由于没有被官方定为典籍④,它的形态相对自由,而且有文人参与加工,出现大量拟作。胡适曾指出乐府诗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民间乐歌,收在乐府中的,其它二类是文人模仿民歌做的乐歌和文人模仿古乐府做的而不能入乐的诗歌,都称作“乐府”或“新乐府”⑤。乐府歌谣中,多有同名诗(似宋代词牌名),如《长歌行》、《短歌行》、《从军行》、《战城南》等,这些诗题为文人喜用,魏晋三曹父子、唐代李白、白居易等都做了不少乐府诗。民间乐府诗内容集中于老百姓的生老病死,男欢女爱。口语浅白,倾吐瞬间情绪,描绘场景和完整的叙说故事,音乐性强。文人拟作,用词相对典雅,有的表达帝王气概,有的展现演出情景,也有的表达对生命存在的沉思。形式上,民间诗歌形式不一,文人有形式的自觉。如流传于民间的《薤露》就是一首出殡的歌词,共四个单句。曹操所作《薤露歌》整齐合一,为五言诗。
    口耳传播的诗近似今天通俗歌曲,可诵可吟可唱可演,这种诗歌实为表演性文字,具有应景的特点:无固定文字形式,字词可以因场地、时间以及听众及时调整表演的内容。表演者并非原创者,他要考虑演出效果,因而会更注意表演的形式、口述内容(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与口耳相传接近的还有诗人唱和,这是诗人间的一种娱乐或交流,文本的形式出现在书信传递中,口耳相传的多出现在酒肆、青楼,庙观,文人的聚会或宴席上,口占成诗,即兴而作。这类诗具有较强的娱乐性,文字、韵式不一定十分工整。
    文字统一和纸质印刷术发明后,口耳相传的诗歌,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以《诗经》为范本),可能进入主流文化领域,诗歌基本转向了文本的传播形式,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改变。一种仍旧是文人间的唱和,小圈子式;一种走向大众。这两种情形中,创作者的主体意识都比较强,前一种接受由于交流的存在问题不大,而后一种由于读者对创作者完全陌生,需要有评论者在其中搭建桥梁,使小圈子的诗歌得以走向大众。
    “不学诗,无以言”⑥,在西周—春秋时代,上层人士交流时喜寻章摘句以彰显才华,《诗经》后来成为文人的教科书⑦。诗歌鼎盛时期的唐朝,试律诗先于策问而成为重要的考试内容⑧。可见作诗不仅显示个人修养,更是成为谋取功利的手段。此外,从现存的古代诗歌研究论著看,除了一部分文字学家做字句的校勘、考证,一部分评论家注意诗歌意境的高下,情感是否感人,诗歌的美学功能和社会意义是否突出,更多的研究者会在诗的形式(音韵、音尺、平仄、格律、字的提炼等)上大做文章。
    古代大众型的诗歌传播中,教育传播不可忽略。书院和私塾,是诗歌阅读和诗歌交流的主要场所。私塾以研习四书五经为主,包括了《诗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⑨在古人看来,《诗经》不仅是诗,还是认识自然世界、中国文化、人伦关系、思想观念的范本,是学习基础汉语文字的教科书。《诗经》之后,作为教材的还有乐府诗、《昭明文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钟惺、谭元春的《诗归》、沈德潜的《古诗源》以及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笠翁对韵》等诗歌选本和诗话诗论,都成为培养诗歌写作技巧和韵文的教材,使后学者系统接受古体诗、格律诗(含绝句)等文体的做法。古代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甫、苏轼等都是通过私塾教育为人所知,可见教育是传播诗歌最稳定的一种方式,它有组织地扩大了诗歌的读者群,给读者潜移默化的传承,使诗走出写作——阅读的文人小圈子而扩展到普通学习者那里。
    题壁诗也是大众传播范围内的一种形式。这一形式与古人“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爱好有关。他们出游、歇息在驿站、寺庙、景点等处,这些地点都可能成为诗歌的发表地。诗人们兴致一到,有感而发,泼墨而作。有时为诗做画也是文人间习以为常的应酬,聊表对东道主的谢意。题壁诗基本可看成是面向大众的自我写作。这类诗以描写景物为主,不善教化而多抒发人生感受,与地点相得益彰,显出文化色彩。由于时间的缘故,题壁诗的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印刷术出来后,这类诗改为文本形式流传。现代科技又增加了传播的方式,如在庐山,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苏轼的《题西林壁》等题壁诗,人们不一定会有意去寻找它们的出处,但是到达某个景点时,有不少录像、短片、景点介绍文字会提醒游客这些诗歌。题壁旅游诗现已成为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与题壁诗相类似的有书法诗,通过书法作品传播。这类诗一般选择名家诗,不过读者侧重书法研究,对诗作本身不太重视。
    在当下商业化社会中,古诗仍在传播,它成为被反复利用的文化资源,大至建筑命名,小至商品包装、贺卡互赠,借古诗作为宣传词或应景文字出现,一些歌曲也采用古诗与现代词拼接的方式,使古诗在现代还魂。
    不同的传播方式决定了诗歌影响的大小和诗歌性质的变化以及内容取向。在书斋、文人小圈子范围进行的诗为狭义诗,这一类诗多抒发己志,重精神内涵,追求文字语言之美;在大众范围内的诗更多为道德教化或应景之诗;娱乐场所或商业化运用的诗偏向感官——官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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