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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给诗的发展提供了大的舞台空间，诗歌的固有特征发生相应变化。诗歌风格多样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诗特色。旧格律体、新格律体、古体和自由体同时存在，有韵与无韵的语言都被接受，俗语和雅语都进入文本，叙事和抒情结合。诗歌除了文类的跨界，还有艺术的跨界，文本与技术的结合，使当下汉诗呈现出多种面貌。互联网时代的诗歌不仅是读的，也可以听，还可以看；是文字的，也是形象的，色彩的。诗歌朗诵会、动画片诗、配乐诗等多种诗歌表现形式，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看到。诗歌有的是名家创作，也有无名小卒的创作，还可以没有具体作者，由电脑软件完成(14)。诗歌除了表现现实世界、自然世界，虚拟世界也成为强调想象力的诗歌的一大特色，于是，穿越时空，成为当下年轻一代的诗歌写作时尚。 科技改变阅读方式，阅读方式又改变着读者对诗歌的要求。诗歌读者并不一定是文字符号的解读者，他可能读纸质文本，也可能是诗歌电影的欣赏者，朗诵会的听众，甚至还可能是诗歌接力写作中的参与者，同时还是常常在网上发表评论的读者。在这种互动性增强的情形下，对诗歌的要求就是通俗易懂，好玩好看。游戏性与诗性并存，是当下诗歌的状态。 诗歌翻译、出版、印刷数量都超越以往。在过去的现代诗歌翻译界，只有作家兼诗人如胡适、周作人、冰心、戴望舒、徐志摩、冯至、卞之琳、梁宗岱、穆旦等少数人翻译欧美和日本、印度的诗。近年来，出版技术提高，出书环节加快，大型翻译丛书较多，英、法、日、语之外的小语种诗歌也陆续被翻译出版。在欧美、日本、拉丁美洲、非洲等地有影响的著名现当代诗人如特罗姆斯特朗姆、佩索阿、聂鲁达、博尔赫斯、谷川俊太郎等诗人的诗集，都有了新近的多个译本，给汉语读者带来更多的参照性诗歌。 纸质刊物有官方与民间之分。诗歌刊物从1957年的两份官方刊物现在已经扩充到多地的诗歌刊物，有《中国诗歌》、《中国诗人》、《诗选刊》、《绿风》等，各地还有官办或民间刊物。官方认定的刊物受着意识形态的规约，以权威的面孔出现。诗歌表现的内容倾向大众化的内容，如国家、领袖、乡土、自然、环保、爱情等题材；民间刊物以小众化为主，在圈子范围内流行，内容相对自由，诗与非诗可能混杂在一起，多在相对小众的范围内流行。 诗歌教育仍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不过这种传播方式遭受到强烈的挑战。原因在选诗者那里。无论研究者如何展开讨论，我们所看到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诗歌教材，仍然在围绕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几位诗人，选读他们激进的诗作；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做试帖诗所不同的是，高考作文不要求写诗，因此诗歌写作训练被公然排除在基本训练之外。近些年，有广东等省市通过诗歌节或诗歌奖在中小学生当中进行诗歌普及工作，旨在续接诗歌的传播。 诗歌传播，不仅传播好诗，还需要传播与变化中诗歌相关的诗歌观念。 众口铄金的大众评说中，诗歌成了一位“千面女郎”：诗歌是难懂的；诗歌是口水；诗歌是高雅的；诗歌是垃圾；诗歌在边缘；诗歌没了诗味等。这些陈见与新见模糊了诗歌面目。后现代文化思潮、缩短时空距离的科技、多样式的诗歌与传播的确改变着现代汉诗的某些特性和人们对诗的认识。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兴趣变化中，诗歌传播的方式应当还会增加。不管方式如何，我们确信，诗的传播应该是始终有关崇高与美好的传播，内核为真善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观念，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诗歌不仅仅是缘情，也可以叙事；不仅可以不用雅语，也可以用俗言，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侧重，而且往往后一段时期可能是对前一段时期的矫正。以往诗歌中的小众化往往聚焦为私人性情感，如思人思乡、感时伤怀，大众化的诗更偏向国家、事业、终极理想。而现在，随着平等、民主、自由观念的渗透，小众化与大众化的主题及表现范围有所改变，界限淡化。个人性写作中，潜意识内容显性化，私人化的情感公众化，隐私的，甚至是禁忌的，都成为公开性写作内容，写作的道德伦理淡化之后，诗歌的人伦诉求出现了娱乐性的写作困扰。 从整体看，由于多元意识存在和诗歌的边缘处境，诗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明显减弱。更多的诗歌道出自我存在的矛盾，各种微妙的感觉，还有传统的亲情、友情主题，但是对社会深度的观察和对未来的设想转换成了表面的浮光或悲观、嘲弄与讽刺的态度。虽然也有大量作品描写乡土，或表现底层命运的大众化题材，诗歌表现还是缺少新意和力量，就像空中的微风，仅仅能够让读者感觉，却无法看见。在小圈子中以诗质打动同仁，在大众中也能因思想深刻和品性宽厚感动更多读者，成为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极其匮乏。 诗歌传播应该还包含着对诗歌历史的传播。了解诗歌历史，才会明白诗歌是动态发展的文体，一种在求创新的艺术形式。采用一成不变的诗歌观念去分析不同地域、不同种族，而且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诗歌，过于僵化。若按诗歌本身规律概括中国新诗的发展，人致可以分成5个阶段：1.1917-1930年代末，2.1940-1970年代末，3.1980-1986年，4.1986-1990年代末，5.2000年至今。若要从诗歌的音乐性角度划分，1-3为第一个阶段，4-5为第二个阶段，从音乐性到去音乐性，而当下音乐性在加强。若从诗歌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社会观点看，1阶段为天人合一，继承传统观念，从2-3阶段表现为人与天的不和谐，2为人定胜天，人与天斗，第3阶段表现为人的孤独性，人与天的隔离，4-5中，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表现为神性意识和环保意识。如果对各阶段诗歌的发展有总体的了解，那么诗歌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大体可以把捉到，也就不会随意并无学术性地把现代诗贬得一无是处。 近年诗歌传播过程中，出现多次诗人被恶搞现象，需要客观分析。首要原因在于当下诗歌在大众眼中无标准可言。无名草根与著名诗人的诗一同参加诗歌大奖，获奖的可能是名家，而读者除了知道名家的名气之外，并不能感觉到其诗歌优于草根，这种不满一定会引出话语权的争夺。其次，后现代思潮给我们带来言说的自由。传统的权威及其观点都遭到解构，与之相关的审美标准被颠覆，新的审美原则尚未确立，读者有任意评价的权力。第三，恶搞与炒作原本为当代社会中常用的商业策略，这种方式可使企业成名或倒闭，大众并无做专业区分，照例把此方式运用到诗歌界，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有权有名)诗人进行发泄。话语权争夺是社会、政治不平等带来的后果，商业化的促销手段不过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使诗歌像个被包装的商品，只具热闹的外表而不问其质。这种做法无异于诗歌杀手，通过网络蔓延，对诗歌生存造成严重威胁。 除商业方式的借助，商业资本进入诗的传播领域，使诗歌与利益挂钩。一种是企业办诗刊，通过诗刊传播企业文化；另一种是企业家给诗歌刊物注入资本，作为回报，诗歌刊物的编辑相应采取一些方式，如刊登企业家照片，或者植入企业广告，刊物组稿需要交版面费，使原先纸质刊物对诗歌的挑选成为有价的刊登。这也是导致诗歌标准难以确立的原因。 互联网时代的诗歌该如何正常传播并促进诗歌发展？ 明确诗歌的特性。现代汉诗的传播与新闻传播的途径和性质有所不同。新闻传播是官方参与和监控的，影响社会舆论导向的行为，诗歌传播是非功利性的，旨在精神交流，它的传播与大众道德方式、生活准则应不直接相关。新闻传播是单向性的，从政府到地方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新闻传播常常要求发出和声，受众广泛。作为艺术的诗歌的传播不一定是单向性，合唱式，它要求互动。 一些传统的传播方式可以继续保存，但有必要对诗歌固有的美学标准进行一些调整。纸质文本仍然作为最重要的稳定的传播渠道，编辑者必须有专业眼光选诗，诗歌研究者需要参与诗歌建设，澄清一些混乱的诗歌观点，阶段性地总结诗歌特征，做作者和读者间的桥梁，使大众的阅读和审美水平能够有所提升，保持宽容、宽厚的态度欣赏好作品。诗歌创作跟科学实验有类似之处，一部分为基础研究(传统诗的延续)，一部分为实验性摸索(探索诗)，还有一部分走向市场(大众化通俗化的诗)。诗歌也应有不同的发展空间，既能发掘个人心灵，也能替大众代言。即使有一部分文字貌似诗歌，实为娱乐，也没必要强行指责。只要提高了鉴赏能力，区别诗与非诗，不是难事。 在公众当中传播的诗可要求：通俗易懂，题材相对大众化，有对社会的承担，表现道德意识、正义诉求和励志作用。不同类型的诗歌在不同的场合有所不一，允许应景诗的存在。比如在灾难面前，诗歌需要发挥鼓劲励志作用；在节日，诗歌要有节日的气氛。公众型诗歌偏重诗歌的听觉效果，注重诗歌的音乐性特点，关注诗歌语言之美，需要有崇高的特征。哲理与意象类诗，适合在小范围内传播。小范围包括文学刊物(公开发行的与民刊)，诗人的诗集和私人博客、微博、微信等。在小范围内，诗歌写作者可以不顾及大众的接受而展现内心，可以是私人化的梦境、小感想，或是胡思乱想，与社会话题无关，可以是性情的一种发泄。写作者内心要有界限，并且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大诗人是关怀一个时代，关注民众生活和个人生存价值的，他会倾听，也会倾诉。 在传播中要坚持对复制性和娱乐性的诗歌说“不”，强调原创，拒绝低俗，保持心灵的透彻，性情的真挚。写作圈子固然存在，尽量与集团利益的争夺分开，竭力打破地域、阶层、性别、民族与文化偏见，确立宽容的诗歌观念，允许多种风格的尝试，多探讨少攻击。自由而新鲜，应是现代诗在传播中始终保持的本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