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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辑手记 书话写作都是与“书”有着密切关系的群体：如藏书家，爱书如命，收藏成癖；如作家学者，终身以读书著书为业；还有一类就是编辑出版人士，他们以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出版为要务，是文学生产流程中的重要一环，其留下的谈论书籍编辑出版活动的文章，自然都成了很好的书话。在现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现代的文学编辑、出版人士对此早有实践，较有影响的如赵家璧的《编辑忆旧》、赵景深的《文坛忆旧》等，他们主要谈及自己参与主持的新文学出版活动始末及与新文学家的交往。当代文学领域，如韦君宜的《老编辑手记》、何启治的《文学编辑四十年》、黄伊的《编辑的故事》以及陈思和、虞静主编的《艺海双桨——名作家与名编辑》等，他们主要讲述有关当代文学作品的发掘、编审与出版经过；有的虽然没有明确而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书话来写(他们总是喜欢并习惯性地称其称为“编辑手记”)，但无书话之名却有书话之实。 编辑作为文学作品面世过程的亲历者，他最了解作家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的艰难曲折、甘苦得失。而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编写机制中，他们的作用往往是被贬抑的，有关的“声音”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这在无形之中就遮蔽了很多文学原生态的东西，尤其是文学流程的真实本相。它使我们往往只看到作品出版面世后如“天鹅”般光彩照人的一面，而无法了解他们作为“丑小鸭”时所经历的风雨坎坷及成长蜕变。 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张炜的《名作诞生记：〈将军吟〉、〈芙蓉镇〉》一文，就为我们提供了《芙蓉镇》面世前经历蜕变成形的宝贵的第一手史料。《芙蓉镇》是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海内外享有较大的声誉。而1980年，当尚未出名的古华拿着自己的长篇小说贸然来找人文社的编辑时，该作还是一部未杀青稿。“初稿非常不成熟，作者准备写四大章，但最后一大章还没有写。他设想塑造的一个主要人物‘运动根子’王秋赦还没有出现，其他人物性格也不完整，情节没理顺。然而，这块粗糙的毛坯却已闪烁出光亮，让我依稀看到它成为精品的模样。”⑦凭着这种将毛坯打磨成精品的意识，作为责编的张炜介入了《芙蓉镇》的后续写作过程，与留在人文社改稿的古华就作品的人物关系、情节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了具体研究，交换意见。“我还做了文字修改工作，每当他写好一章，便送给我看。我动手改一章，然后交给他抄清。这种流水程序，直至书稿全部完成。我一心想把古华的书稿搞成个精品，便很认真地对待，大刀阔斧地改。……当然，我不只是删减，而更重要的是润色，例如：增添‘右派’秦书田的内心矛盾和行为活动的描写，表明他是清醒的，他的‘癫’是装出来，其实质是对命运的抗争，只不过将这抗争谐戏嘲弄化罢了。这样强调秦书田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刻性，使人物更具有典型性。古华在改稿过程中提出要追加一个特色人物：‘运动根子’王秋赦，并大致讲了其情况。在‘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农村，和生产队的农民生活、劳动几年，对现实中类似王秋赦这样流氓无产者、阿Q式的人物有些了解，便大力支持古华的想法，和他一起讨论研究，进一步丰满其人物形象。”⑧书的初稿就是在这样的密切合作中完成的。连书名也做了调整，书稿原名《遥远的山镇》，后来古华改为《芙蓉姐》。《当代》主编秦兆阳终审时才定为《芙蓉镇》。 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制度的特殊性，编辑不仅要对作家原稿进行文字和技巧的修饰，作为政策机制、读者与作家之间的中介，特别是作为现实文化生态最敏锐的感知者，他们往往还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作品政治安全把关人的角色。这样，编辑们据此写下的书话，自然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和评价当代文学“一体化”的重要参考史料。何启治撰写的《世纪书话——我和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遇合机缘》，通过对《古船》发表、出版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风波的记录，在这方面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首先，是《古船》发表前应出版社要求对涉及土改内容的修改。1986年《当代》杂志在对《古船》审稿时，对于其中直接写到土改扩大化、错打错杀的部分，相关负责同志坚决要求修改。与张炜面商后，有关这方面内容，就由张炜增写了土改工作队王书记制止乱打乱杀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的一个片段(一千多字)。虽然做了修改，但个中对于土改非正义面的描写还是触动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成了日后《古船》引起持久争议的一个焦点。其次，是发表后在相关宣传报道上遭遇的不合理对待。《古船》在《当代》全文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关于《古船》的讨论会也是盛况空前，绝大多数讨论者对它给予认同与赞赏。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对《古船》除了公开的批评文字，据说还有更严厉的、来自当时某些领导者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连电话记录都没有)，以致当时的社长、主编虽然未看过作品，却对我指示不要公开报道《古船》讨论会。我认为这种违反惯例的做法会有损于《当代》的声誉。争取的结果，是同意发表讨论会的意见，但必须突出批评性的意见，而且要把两地四天讨论会的意见压缩到一千多字的篇幅。这就是发表在《当代》1987年第2期上的报道文字和当时文坛舆论对《古船》的赞扬很不相称的原因。报道是我整理的，但确实是在主管领导干预下的违心之作。”⑨其三，是《古船》单行本出版的险遭搁浅。不久，出版社社长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作为《古船》终审编辑的何启治据理力争，并以个人名义向社长、主编写了书面保证，愿意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这样，才勉强获得同意，使《古船》单行本得以正式出版，但初版只印了16500册。 作为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古船》在出版和宣传事宜上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理，令人慨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学虽然逐渐摆脱了政治权力的强力干预，但却无法也无力抵御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和束缚，刚刚走出“文革”后不久，那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免有些生硬。此间种种，何启治在给张炜的信中就曾有过明言：“我多次说过，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文学想和政治抗衡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力量太小了。”“关于《古船》，我还有一点自信。某种力量可能限制它的影响，但它最终会被这个世界承认，因为它太有分量了，不是一脚两脚就能踢倒的。”⑩编辑出版活动往往更真实而直接地反映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生存境遇，同时它在作品出版和传播上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又会逐渐形成一种创作导向，影响一个时代的作家。惟其如此，它较之创作，往往受到更为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编辑“因为其中既包含着作者种种的苦衷得失，也包含着编者的辛苦心血，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了特定时代的投影。一个时代斑驳复杂的利弊影响，都与一部长篇能否顺利诞生，能否得到公允的评价，有忽隐忽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会从中体会到时代背景的真实状况，这对知人论世大有讲究，大可品索”。(11)何启治斯话，值得三思，自然，他的有关《古船》的编辑手记，也就有了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