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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前后，受国内“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贾平凹开始创作并发表“寻根”系列中篇小说，其中包括散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说以及《远山野情》、《天狗》、《黑氏》、《人极》等。在“商州系列”中，贾平凹继承了前辈沈从文“湘西世界”的乡土想象传统，将一个“想象”的商州世界带给读者。无论是“商州系列”中的珍子和刘成的爱情悲剧，还是《远山野情》中香香的苦闷，贾平凹均用白描式的笔调将山乡民众的情感纠葛和生存困境裸呈给读者。“商州系列”与同时期的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稍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以及之前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等共同建构起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极富文化意味的中国乡土想象格局。“商州系列”小说有意运用明清笔记小说的手法，“《商州初录》似乎是笔记小说的某种复活，然而其中又有地方志、游记、小品文等因素的融合”[3]。“商州系列”小说开始让读者认识到一个神奇的商州世界，也开始让贾平凹意识到他真正的写作兴趣之所在。如果说“商州系列”是贾平凹初次尝试“立乡”的话，那么《浮躁》无疑是这一尝试取得的艺术硕果。 80年代中后期，贾平凹推出了他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浮躁》。《浮躁》在整体思路上是延续着他的“农村改革三部曲”的，但重点已不在展现新旧势力斗争上，而是将探索者放在聚光灯下，将探索者在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真实而具体地还原出来。金狗的“浮躁”有些像《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又有些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们都是年轻冲动的青年，有着自己的人生梦想，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然而，这三个西部年轻人所秉持的人生信念和世界观有所不同，金狗与梁生宝和高加林的差异在于，金狗没有梁生宝那么强烈的共产主义信念，也与高加林简单的出人头地的愿望有所区别。金狗更多的是来自生命本身的躁动不安，而这种躁动不安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风气相一致。因此，金狗的命运便成为那个时代许多人命运的缩影。“换句话说，金狗出现的必然就是中国社会自己内部寻求活力开始骚动的必然”[4]。《浮躁》发表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响，获得了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贾平凹也因这部作品成为80年代红极一时的著名作家。需要指出的是，贾平凹在他第一阶段的乡土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其实一直在其后的创作中存在。比较一下同时期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中的批判态度、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中的怀旧情感以及刘绍棠对京郊的诗意书写，贾平凹的《浮躁》更多地像是在时代思潮影响下的客观记录。随着贾平凹创作的不断深入以及其文学理念的不断演进，这种将情感深藏于叙事背后的小说风格已然成为贾氏写作的标签而独树一帜。 1989年，整个中国社会裂变及贾平凹父亲的逝世，使得贾平凹的创作意趣从“介入式”的时代描绘开始转向“回望式”的历史传奇。贾平凹继续传承“寻根文学”的薪火，创作了现代意识明显的“土匪系列”。“土匪系列”是收入小说集《逛山》中的四部中篇小说，即《美穴地》(1990)、《白朗》(1990)、《五魁》(1991)、《晚雨》(1992)。与此前注重商州地区当下乡村变化不同的是，“土匪系列”重在描写乡土历史传奇，通过人物命运的曲折变化来展现乡民们的生活之艰以及生存之困，其中《五魁》最为著名。《五魁》情节跌宕，多处安排出人意料。例如新娘被救回娘家后的“验身”、土匪白朗是一个美如妇人又武功高强的头目、新娘与狗交媾等情节的安排显然具有传奇性的追求。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冯骥才《三寸金莲》中的“裹小脚”、《神鞭》中的“辫子”，张艺谋《红高粱》中的“颠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挂灯”。传统文化在这些作品中以臆造的方式充分满足了读者及观众对于“奇观异景”的窥视欲望。在90年代初现代性讨论渐趋热烈，民族文化研究成为文学创作和文艺研究新方法的背景下，“土匪系列”的推出无疑暗合了这一文化思潮。除《五魁》外，《美穴地》也是一部中篇传奇，小说通过风水先生柳子言与四姨太之间一生的情感纠葛，嘲讽了柳子言事业与爱情的悲剧。还有《白朗》中的玉面匪首白朗、《晚雨》中的土匪天鉴，无一不在解释人在命运拨弄下的无常和颠沛。除了“土匪系列”外，贾平凹还创作了其他现代主义意味明显的小说，如笔记体小说《太白山记》，收录了《美好的侏人》、《火纸》、《故里》、《马角》、《二月杏》等，这些小说中体现出的传奇性可以说满足了现代人对于乡野之地的想象，这种想象既有东方神秘主义的传统，又满足了现代中国读者的本土民族文化想象。对此，贾平凹曾这样解释道：“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区，山区一般装神弄鬼这一类事情多，不可知的东西多，这对我从小时起，印象特别多、特别深。再一个是有一个情趣问题，有性格、情趣在里面。另一个与后天的学习有关。”[5]其实，贾平凹小说对于神秘主义的偏好一方面是作家自身的兴趣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在9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作家对于传统文化“再审视”的态度使然。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想象”如何完成，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命运，贾平凹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并在小说创作中做了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 90年代初，当人们都认为贾平凹是乡土作家代表时，贾平凹的小说风格却为之一变。1993年，长篇小说《废都》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后由作家出版社首印50万册。以后陆续出版大约有一千多万册，各种盗版不绝。《废都》是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第二阶段的高峰，也是他作品中争议最大的一部。同一部作品从最初的“洁本”到解禁后的“全本”，两岸三地曾先后出版十余种批判论集，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耀。近十年来学界对其评价也由诋毁之辞慢慢转为赞誉之声，这种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废都》是贾平凹的一次“转向”之作。以前，贾平凹关注乡村，关注乡村中发生的经济变化和人事变化。从《废都》开始，贾平凹开始关注城市，将他所置身的西安作为观察和思考的对象。另一个转向表现在作家早期质朴含蓄的文学风格突然变得放肆大胆。这让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大吃一惊。这一时期，贾平凹由于个人家庭生活方面的变故，使得作者借助小说抒发其烦闷情绪。但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将《废都》置于时代背景下观察会发现，《废都》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录”。 90年代初，中国结束80年代末的政治情结而一头扎进商业化狂潮后，应该如何面对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追求，文坛内部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将贾平凹的《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这几部90年代长篇小说放在一起与同一时期描写城市的其他小说相比较，会发现贾平凹的城市题材小说其实代表了90年代城市小说的“新保守主义”的文化态度。与描写城市欲望的朱文的《我爱美元》、张欣的《掘金时代》、何顿的《我们像葵花》相比，再与描写城市小市民生活的池莉的《来来往往》、范小青的《城市民谣》相比，还有与描写大都市时尚生活的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相比，贾平凹对于城市化浪潮的“新保守主义”的态度和悲观立场，显然与之截然不同。贾平凹90年代的城乡书写其实代表着在城市化浪潮刚刚兴起不久，如何面对这一新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态度差异。写作《废都》对于贾平凹其实并不容易，完全是一次“心灵的挣扎”，要想“毫无讳饰地展示这个光怪陆离的浮躁时代、晕眩时代的生活本相，尤其是世俗化、民间化的本相，留下一部珍贵的世情小说”[6]，其实需要对于时代以及“性”“情”有自己的体认后，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