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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论述了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中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三种关系，以及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炼文学思想的方法。文章探讨了在文人心态研究中如何合理使用文献以及保证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进而论述了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以及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杂文学观念的学术路径。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牵涉到如何重新审视文学思想史和古代作家及其创作，有着开启新方法论的意义。 近年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已蔚为风气。朱万曙教授的《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文化为例》结合作者多年的徽学研究实践，提出了对地域文化新的理解。文章阐述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同构关系、“文化下移”与下层创作、经济支撑与文化语境、“精英意识”与地方视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如何进一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恰与袁行霈教授的观点相呼应。 一 面对悠久的中国文化，分期是研究和描述其历史发展的关键。学术界习惯按朝代划分时期，即将朝代的更替作为分期的界限，这自有其学理的根据。就学者个人而言，专攻一个朝代的历史文化，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改朝换代乃是政权的转移，适合于政治史，是否适合作为文化史分期的依据呢?这是我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理想的分期法是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可以按朝代分期，也可以不按朝代分期，不可一概而论。 例如，隋唐建立统一的王朝，这既是政治分期的标志，也给文化带来新的局面。经过两百多年南北的分裂，文化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正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所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P1730)隋朝统一中国以后，特别是继之而建立的唐朝，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这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至少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多元化，南方的与北方的，中国固有的与外来的，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无论是思想方面、宗教方面，文献的整理方面，还是文学方面、艺术方面，莫非如此。二是文化重心下移，从士族向庶族下移，进而开始向市民下移，这就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活力。这些特征形成一种综合的效果，就是文化格外富于创造性，也格外绚丽多彩。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的统一视为文化史分期的标志。 但是，改朝换代又不一定能够成为文化新时期的开始，着眼于文化本身的阶段性，不必固守朝代分期的套路，这个观点在我倡议和主持编写的《中华文明史》[2]中已有所表述。 例如唐宋之间文化的变迁，实际上是从中唐开始的。中唐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的转折时代，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莫非如此。宋代在许多方面是上承中唐的：庶族士人代替士族文人开始居于文化主体的地位；城市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活跃，市民文化诉求的加强；理学的兴盛；词的繁荣等等，以上诸多方面的变化在中唐已经开其端倪。宋初士人如王禹偁、石介等每称“二百年来”如何如何，可见他们自己也重视本朝对中唐的延续。① 明朝建立之初，在文化上并没有出现崭新的局面，到了明中期嘉靖(1521年开始)以后，才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其重要标志就是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世俗化、商业化、个性化成为一时之风气。同时，王学左派兴起，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向理学禁欲主义发起冲击，为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道路。②以上两股潮流的合力为这个时期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文明景观。一些文人带上了市民气息，文化也带上了商业色彩。而适应市民这一新的接受群体的需要，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俗的文体生机勃勃，其中又以戏曲和小说最富生命力，它们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金瓶梅》的出现就是这种种现象的综合反映。文学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汤显祖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晚明诗文中也透露出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在绘画等领域里也有新变，如徐文长的泼墨大写意花卉，任意挥洒；陈老莲的变形人物，恣肆夸张，都开启了新的格局。书法家如徐渭、王铎、倪元璐等人，狂放奇崛，不拘于传统而另树新风。从以上各方面看来，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化新时代的开端，我们应当将明中叶视为断代的界限。 着眼于文化本身的发展来分期，只是一个新的视角，并不排斥独立考察某一朝代的文化。如果研究某一朝代的文化史，当然只能以这个朝代的起始和终结为限，仍然应当保持按朝代分期这一方法。 不过，研究时间较长的朝代的文化史或文学史，还需要更细的分期，例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四期，也不一定按照本朝内政权的更迭划分。我在《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③一文中，将初唐的下限定在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而盛唐的开始不是定在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712年)，而是定在开元九年(721年)。这时陈子昂、苏味道、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已经去世，王维登进士第，李白二十一岁，即将崭露头角，随后崔颢、祖咏等相继及第，诗歌创作的新局面开始了。盛唐诗坛的结束，不是定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载(755年)，而定在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此前762年李白已经去世，这一年杜甫也去世了，杜甫结束了诗歌的盛世。以大诗人登上诗坛和离开诗坛为标准来分期，也是立足于文学本身的阶段性，符合文学本位的宗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