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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造新农民与红色经典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 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在这三十多年时间跨度里，同样是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意识形态的艺术表现形式，去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红色经典文学再造新农民的审美诉求，既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召唤新青年，也不同于左翼革命文学想像革命者，而是现代中国作家靠深入领会政治领袖意图完成的精神提升。 1937年10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18)周扬很快就以文艺理论家和毛泽东话语阐释者的双重身份指出作家面临着表现新的主题的困难，而这一新的文学主题恰恰来自于抗战中许多“新的人”的涌现：“革命时期必然地伴以人类心灵上的深刻剧烈的变化……我们的现实中正涌现着新的人，新的抗日英雄的典型。”(19)在后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向广大作家明确提出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新要求，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等翻身新农民于是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主人公，构成“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20)对新人的期待和规范。刘白羽敏锐地把握到这一特点：“在新的现实当中，农民们都卷在生产热潮里，农民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全部生活便是这运动，在这运动里面自然以生产能手为英雄。”“群众占据了艺术中被推崇的位置”(21)。正如毛泽东给新编京剧《逼上梁山》的编导杨绍萱、齐燕铭信中所说的那样：“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22)中共建国前夕及以后，对新人新典型的官方规范仍在不断完善。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专设一节论述“新的人物”，并将其解释为“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23)陈荒煤也强调：“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要的在于这部作品是否真实地表现了革命的新人的典型。”(24)1952年下半年，《文艺报》还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周扬在1953、1960年的文代会报告中，都提倡写新人(“正面的英雄人物”、“新英雄人物”)，并将其定为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光荣”的任务(25)。 显然，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知识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流露出召唤新人的急切，又传达出期盼英雄的焦虑。对此，杜赞奇一针见血指出：“作为民族主义的基础，人民很古老，可是他们必须获得新生以参与新世界。……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同样，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重新塑造‘人民’。……民族以人民的名义兴起，而授权民族的人民却必须经过重新塑造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26)我们还是继续以文本为中心来具体观照红色经典文学是如何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来对集新人和英雄于一身的新农民完成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理性的审美意识投射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侯忠全，是一个“不只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虏了去”的老佃户，他“把一切的被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当听说要“要把地均匀，谁种着的就归谁”，他因为“全家人都劳动，都吃不饱，但也饿不死”的历史与现状，表现与王荣发如出一辙：“还是守点本分，少管闲事吧！”在农会主任程仁眼中，他是“死也不肯翻身的人”。侯忠全认为侯殿魁“在走黑运”，不能“墙倒众人推”，把分给他一亩半地又悄悄退还回去；儿子侯清槐“气得跳脚，骂他老顽固”。他禁止儿子参加村上的土改活动甚至把他锁在屋里，清槐“这次不像以前了，他绝不妥协”，以放火烧房相威胁。后来，“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侯忠全的心也在激荡。当确认地主真的已被斗垮、土地已流转到自己手中时，他才慨叹：“这世道真的翻了呀”！顺带来观照郭柏仁、郭富贵父子。郭柏仁是个下地耕种、交租活命的老实人，当儿子郭富贵逼迫他加入去向地主婆李子俊女人讨要地契的队伍时，他坚称“地是人家的么”；叫他去跟她算账，他又说“人家一个娘们”。结果一出孤儿寡母的苦情戏，大家都迅速溃退，他也成了一个“好说话”的劝慰者，无功而返。 在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平分秋色的农村现实题材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通过父子冲突叙事着眼塑造新农民的是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和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1960)。 《不能走那条路》讲述了一场卖地买地的小风波故事。土改后，农民张栓不安心农事，“捣腾牲口”失利，想着卖地还帐后“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扛过十八年长工、一直信奉“做庄稼人啥贵重，还不是得有几亩土”的老农宋老定有意买地，由此引发和宋东山之间的父子冲突。“老定和东山闹气有个特别地方，就是越生气越别着干活。哪怕是一个人耩地，一个人帮耧，两个人一晌能不答一句腔，可是谁也不会蒙住被子睡大觉。”可这一次，宋东山以庄稼的话题主动寻求和解，还故意制造和张栓密室谈话的悬念效果，引发宋老定忍不住一旁偷听。宋老定思想最终通了，发家私欲很快转化为对濒临破产的农民的同情，同意借三十万块钱(旧币)帮助张栓渡过难关。小说在一片诙谐、温情的乡土气息中，回答了土地改革后农村该走哪一条路的问题。农民新人教育老农坚定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一文本策略，合乎时宜地呼应了政治领袖高瞻远瞩的理论命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27) 被公认为“农业合作化小说”经典之作的《三里湾》(赵树理，1955)、《山乡巨变》(周立波，1958)、《创业史》这三部长篇小说，都贯穿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主题线索，因而可以被视作《不能走那条路》的升级扩展版。李杨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中国农民的自我革命，它既是共产党对农民的改造，更是农民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28)。在这些“红色经典”小说文本中，土地等财产私有问题是农民超越自身的最大障碍，父子冲突仍是表现这场“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的、不可或缺的叙事修辞。如《三里湾》，年轻的一代对父辈的旧式思想继续革命。在“欢庆”一章中，亭面糊因为挪用了社里的八角钱喝酒而遭到了当会计的儿子盛学文铁面无私的质问。《山乡巨变》中的富裕中农陈先晋，拒绝入社遭到了所有儿女的反对。他艰难地下定入社的决心后，强作欢颜，交出土地所有证和土地使用证，也交出了自己的正常欲望，他和团支书陈大春因土地问题而起的父子冲突才得以化解。父子农民的思想差异表现得最有影响的，还是《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和梁生宝这对扩大化了的父子。 梁三老汉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小说题叙两次交代他因为不能发家致富而无法重盖瓦房的遗憾。他认为把自家的牲口侍弄肥壮、把农具拾掇齐备才是正事，而继子梁生宝“几乎是天生地具有一种新农民的本质”(29)，“创家立业的劲头，没有他忙着办工作的劲头大。”一句“你那是个没出息的过法”，让梁三老汉一直处在渴望“父权”的焦虑状态：“不是亲骨肉，就是这！”他一早晨大嚷大叫，称梁生宝“大人物”、“梁老爷”、“梁伟人”，变相说明了他在新人面前的失落。他不愿直截了当地向梁生宝提出晚起不是农民的生活习惯，而是借口“自己面太软，总不愿和生宝直接冲突，其实，就算他在党，他还能把老人怎样？”这不仅表示继父身份的尴尬处境，同时还暗寓着新兴党权的隐形强势。他可以生气时对亲生女儿秀兰嚎称“老子”；但在和梁生宝发生面对面冲突时却始终无法使用这一显示父亲威权的字眼。梁三老汉认为“自私自利是精明，弄虚作假是能人，大公无私却是愚蠢”。中共预备党员梁生宝则用自己的理解来引导父亲走上“大家富裕的道路”，老汉这时被说动了心。以社为家的梁生宝后来还到邻县买稻种搞稻麦两熟，进山割竹换取化肥，科学育秧提高粮产，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农业社。从表面上看，梁生宝在自我升华中，肆意挥洒自己的青春激情，谱写一曲属于那个火红年代、自己版本的“青春之歌”。然而究其实，梁生宝对继父梁三老汉逆父、叛父的过程，同时也是寻父、敬父的过程，只不过“父”已经被人为置换成至高无上的“党”罢了，所谓我把“党”来比“父亲”。对此，柳青坦言：“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个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着。”(30) 柳青津津乐道于梁生宝在国家伦理的道义支撑下获得了清算父亲这一有违宗法伦理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他看来，用父子冲突的视角、维度表现内涵更加丰富了的、“不能走那条路”(即不能走与合作化背道而驰的路)宏大叙事的思想主题是再合适不过的。作家用梁生宝尽忠与尽孝的两全其美竭力修补国家伦理和宗法伦理两者之间无法弥合的细微裂缝，却又暴露了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细节。梁三老汉为什么会思想转变入了农业合作社呢？原来，他“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他的思想其实是不会真正通的，因为但凡真正的中国农民，发家致富都是至死不变的强烈追求。 检阅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父子形象方阵，从认命到觉醒的侯忠全/郭柏仁、严志和、宋老定、梁三老汉等老农民是老魏、王荣发、老通宝、云普叔的再度演绎，从躁动到反抗的侯清槐/郭富贵、严江涛、宋东山、梁生宝等新农民是阿荣、王贵才、多多头、立秋的直接翻版。至此，我们完全可以结论：这些红色经典小说与左翼小说革命叙事保持着一种承传对话的内在关联。从《咆哮了的土地》到《创业史》，父子形象一直存在无法回避的艺术反差。作为父亲的老农，形象大多塑造比较饱满，阶级觉悟都有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反观作为儿子的新人，性格缺乏变化、形象苍白、性格单一、脸谱化。老农思想落后的一面，本是作为新人塑形的一种反衬，却真实再现了这一类父亲心灵裂变的痛苦历程，以致大大超越了作家主观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新人形象。这种农民身份与革命新人强行嫁接的两难书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回到新人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的论题本身。从五四启蒙文学到左翼革命文学再到红色经典文学，对于新人的塑形，实际上都是主题先行，理念大于形象。因为以革命的名义(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革命文学)图解生活，生活本身的复杂多元图景势必就被严重遮蔽，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小说文本的文化深度和艺术品相。此外，现代中国作家的艺术审美思维几成定势，甘愿冒模仿甚至重复的巨大风险，集体选择父子冲突的叙事修辞，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虚妄理性。 注释： ①［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②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载《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8、574页。 ③参见张冀《晚清民初尚武思潮的缘起与五四激进主义发生》，《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④［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⑤严复：《原强修订稿》，载《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 ⑥梁启超：《新民说》，载《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总第655—656页。 ⑦［法］伊?巴丹特尔：《男女论》，陈伏保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⑧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103页。 ⑨傅斯年：《万恶之原》，载《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 ⑩吴虞：《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64、177页。 (11)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12)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载《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261页。 (13)陈千里：《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5页。 (15)贺仲明：《论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1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9页。 (17)茅盾：《几种纯文艺的刊物》，载《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 (18)毛泽东：《毛泽东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19)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载《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页。 (20)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载《周扬文集》第1卷，第467页。 (21)刘白羽：《新的艺术，新的群众》，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2、85页。 (22)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23)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卷，第687页。 (24)陈荒煤：《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载《荒煤选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 (25)参见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艺报》1953年第19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 (26)［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2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28)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29)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30)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载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