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现代汉语虚词与新诗表意功能的嬗变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推动了中国传统诗歌抒情这一主要功能向叙事与哲理表现的多元路向转变，这是一种由“情”向“理”的现代转变趋向。中国古代诗歌以言情为本。汉代《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29)自魏晋时期起，诗学家“以情释志”，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感性维度。诗人“应物斯感”，见物起情、借景抒情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诗思方式。 古代汉语诗歌主情的诗思方式，力求精炼简略，以含蓄隽永为美。在语言选择上常省略各种关系词，尽量少用或者不用连词、介词、助词等。如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望庐山瀑布》)，省略了介词“在”、副词“像”、助词“的”等，直接运用实词及比喻词。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省略了描述性的虚词，但为了表达的清晰也接着使用了副词“岂”和“应”，“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然而，在整体上古代汉语诗歌使用虚词仍然很少。尽量省略虚词则形成实词间词语的跳跃，一方面与古代汉语诗歌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理念相联系，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表意的含蓄。现代汉语诗歌为了实现“言文合一”的诗歌理念，在借鉴欧化的词汇、语法、逻辑、修辞时，大量使用各种虚词、代词、单复数词汇等，形成了句子结构的复杂化，使句子关系更加紧密，表意更为清晰周全。可以说，这一由传统诗歌的表意之“虚”到现代汉语诗歌的表意之“实”的转向，与现代汉语虚词的剧增与大量使用是分不开的。如周作人的《小河》：“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该句使用了助词“的”，副词“总”、“便”和介词“在”，构成了清晰的语义逻辑关系和散文化的语言形式，呈现出与古诗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散文则恰恰要在现实中寻找实际存在(Daseyn)的源流，以及现实与实际存在的联系。因此，散文通过智力活动的途径把事实与事实、概念与概念联系起来，力图用一种统一的思想体现出它们之间的客观关系。”(30)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改变了古典诗时空、因果关系的朦胧与模糊，以散文化的句法和语义连接方式，更明晰地表现了复杂的事理叙述和语意联系。 在现代诗歌语言中，外来虚词的使用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如“在”、“和”、“又”、“被”、“而且”、“如果”、“既然”等词语的翻译与选用，就极大地重构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关系。如郭沫若《女神》中大量的现代汉语虚词，显然受到惠特曼诗歌及日文粘着语形式需要助词与语尾变化的影响。特别是语气助词的使用不仅频率较高，而且变化多样，体现出不同情感状态的喷涌勃发。《凤凰涅槃》中“啊啊”的使用，不仅单列诗节的首行，甚至引导多个诗节，将诗人情感的抒发不断地推向新的高潮。《日出》中“哦哦”引导诗节首行诗句，并与其他诗节形成对仗，显示了诗歌回环跌宕的情感节奏和语形节奏。这种虚词的大量使用拓展了现代汉语诗歌情感的表现方式。葛兆光认为：“意象的密集化、凝练化，使得虚字逐渐退出了诗歌；语脉与意脉的分离，使得习惯语法破坏殆尽；声律模式的形成，使诗歌有了一个华美整饬的图案化格式；典故的运用及诗眼的推敲，使得古典诗歌尤其是近体诗有了精致而含蓄的象征意味。”(31)这种精致和含蓄的诗意表现与古代汉语诗歌“温柔敦厚”的抒情功能相适应，却不利于现代思想和哲理的明晰表达。现代汉语虚词的激增拓展了诗歌哲理功能的表现领域，实现了汉语诗歌发展的多元路径。 中国古代诗歌最为兴盛的是篇制短小的抒情诗，西方的叙事诗与哲理诗较为发达，西方诗歌具有史诗传统。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史诗“追求客体的全部表现”，所以叙事成分与哲理性体验较多；在语言形式上句子关系复杂，多用从句结构，这就决定了大量的介词和关联词语等进入诗歌。诗歌的丰富内涵和复杂事物关系的表现与虚词的大量入诗互为一体。许多现代诗人不再把情景交融视为基本的思维方式，开始追求一种具有理性体验特征的诗歌表达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古代诗歌的主情或感性的表达范式，起到了“以理正情”的作用。 现代诗人在使用现代汉语虚词表达情感或知性体验时，都有主体意愿和不同选择，但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体现出与古代诗歌感性抒情倾向的不同。早期白话新诗派诗歌，开始大量运用白话虚词，让语言接近白话口语，诗歌体现出通俗明了的说理倾向与纪实风格(周作人批评“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意在建立一种科学求真的新诗境界。朱自清说，新诗的初期，“‘说理’是这时期的一大特色”，“胡氏也许受了外来影响，但总算是新境界”。(32)继新诗“尝试期”之后，郭沫若的诗因其强烈的感情和奇伟的想象而自成浪漫一派。诗人为了情感的解放与书写的自由，在《女神》中大量运用语气词、助词、感叹词、介词等，形成了不拘一格、自由奔放的风格，而这种浪漫主义风格饱含着科学民主思想的主体精神的高扬，是人觉醒后被理性意识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的体现，科学理性精神形成了与内在现代诗意以及外在自由诗体的有机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闻一多说郭沫若的诗饱含着20世纪的动的、反抗的成分，“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33)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总体上呈现为以理正情、以理主情的现代色彩，打上了五四时期雄浑昂扬的时代烙印。 闻一多代表的新月诗派倡导“理性节制情感”，无论是表达个人的切肤之痛，还是表达民族的忧国之情，都能在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节奏中，巧妙调控虚词，显现出成熟的以理节情的艺术魅力。比如闻一多为女儿写的悼亡诗《也许》：“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这一节连续用的三个“也许”，既有表语气的作用，也有表情态的意义，同时起到了连词作用，“也许”在句子中三次重复与停顿，构成了舒缓的节奏，传达出一种忧伤哀婉的抒情之美。“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结尾这一节，采用了“那么……就……”的连词引导句式，表达假设语气，最后又用介词、语气词、儿化词(还有重叠词)形成舒缓平抑节奏，渲染静穆幽美的抒情意境。闻一多代表的以理节情的现代审美意趣，体现了现代汉语诗歌与古代汉语诗歌语言诗性表现力的有机融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派自觉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借鉴，呈现了一种新诗智性化倾向。卞之琳的新智慧诗，冯至充满了沉思和哲理的《十四行集》，中国新诗派重视经验传达的知性化诗歌，都明显表现出与中国古代诗歌主情传统的异趣。唐湜认为“诗就是情感”的说法早已过时，并引述里尔克的话说：“诗并非如人们所想的只是情感而已，它是经验。”(34)正如唐湜所言，40年代现代派诗人信奉诗是经验的传达，这使他们在创作中确定了情与理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在诗歌外在形式上大量采用连词特别是关联词语，大量的从句结构和复句形式构成了他们诗歌的常态。 穆旦的诗歌最有代表性。他较多地利用关联词语来表达他丰富复杂的人生经验与生命感受。比如《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在两个复合句式、一个假设的虚词关系结构中，表达了青春生命的苏醒与渴望，具有多种含义。又如《赞美》：“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个诗段集中运用介词结构构成排比句式，用连词“而”构成并列句式，突出表达诗人对艰难岁月中人民的关切与温爱，对大众苦难的忧戚与悲悯，最后的“因为”句式形成有力的转折，赞美伟大民族的觉醒与抗争。穆旦所代表的中国新诗派诗歌对现代汉语虚词的艺术化的成功使用，极大地增添了现代诗歌的知性内涵与艺术张力。 现代汉语诗歌虚词大量入诗，最积极的意义，就是打破了传统诗歌外在固有的格律，推动了诗歌文体与语言的解放，促进了现代汉语诗歌现代诗意的有效生成。在废名看来，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35)他认为，现代汉语诗歌与古代汉语诗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现代诗歌语言形式是散文的，而内容是诗的；古代诗歌外在形式是诗的，但内容是散文的。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的激增，使得诗歌语言具有更强的自我生殖功能、创造功能以及接受西方欧化语的融合性功能，使得现代汉语的运用在符合逻辑性、语法性等方面更为有效，能更具体、细致、明晰地表现事物的状态或主体情感体验。 现代汉语虚词表意功能的变化，直接带来了汉语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化。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是在汉语欧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古代汉语是一种突出的“意合”语言形态，不同于英语等欧洲语言重“形合”的特征，常常省略标明句子关系的词语，而倾向于通过句子之间的语意逻辑实现连接，这也形成了古典诗歌浑然融合、朦胧含蓄的独特诗美形态。这种以含蓄、朦胧、空灵的虚境之美为理想的审美趣味，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于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开始融入了求真写实的审美趣味。对这种由“虚”向“实”的转变，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使用功不可没。因此，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所指向的诗美倾向与传统诗歌有了明显的区别。首先，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追求的是诗歌形式与主体思想表达的一致性。如穆旦诗歌在关联词的大量使用中，形成了思想的深厚与审美风格的浑厚统一。唐湜说穆旦，“他的诗里很少中国人习惯的感性抒情与翩然风姿”。(36)袁可嘉认为，穆旦的某些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其构思和形象都有现代派的特色：肉感中有思辨，抽象中有具体”；“敏锐的知觉和玄学的思维，色彩和光影的交错，语言的清新，意象的奇特，特别是这一切的融合无间”。(37)穆旦的诗歌大量使用复句，客观上呼唤着关联词的参与，有意避免“意合”，体现了与古典诗歌之所谓的“朦胧含混美”的异趣。我们应看到关联词使用背后所延伸出的现代思想和精神，那就是注重生活多层次的立体表达，表现生活本身的真实与复杂，特别是个体生命的多样性体验。其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知性化诗潮中，凸显着严密性和逻辑性的关联词语，在思维上既体现着智性思考，在形式上又规约着抒情表达；同时，叙事性因素的增强使得关联词的使用更为自然，展现了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和范式，即对理性的强调和叙事的融入，这给中国现代诗歌带来了一种传统诗歌所缺乏的浑厚与坚实的理性抒情与知性美感。 在汉语诗歌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起到的作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然而，这一变革过程中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郑敏在1993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时，就对汉语诗歌语言变革作了一番沉痛的自我反省，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白话”代替“文言”的过激策略失之偏颇。她肯定古代汉语的诗性特点，指出新诗“语言的阻塞与困乏”的原因在于接受西方欧化语的同时扔掉了古诗语言的独特魅力。也有年轻学者对诗歌虚词的使用抱有异议，认为新诗、旧诗都应该尽可能地剔除或避免过多的虚词。还有学者以李金发诗歌中的虚词使用半文不白、与欧化句式扭结，偏离了艺术性和审美性作为失败的例子。 应该说，如何恰当地使用虚词，让虚词的使用符合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表达、增进艺术审美的效果，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即使是实词入诗也不能例外。古代诗歌中虚词运用虽然不多，但古人早对虚词功能有精要的表述。清代学人刘淇在《助字辨略》中道：“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清代另一学者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认为，“词中虚字犹曲中衬字，前呼后应，仰承俯注，全赖虚字灵活”。程抱一评价清代学者袁仁林的《虚字说》：“赋予虚字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上’的地位……他将实词和虚词之间的辩证游戏等同于激荡宇宙的虚与实的生机勃勃的运动。”(38)这种虚实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思想有一定关系。《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9)现代语言学家邢福义结合虚词的功能给虚词定义：“虚词是意义比较虚灵，不能充当句子基干成分的词。但是，虚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够配合实词造句，协助实词表达意义，帮助句子成分或分句表达关系，是汉语的重要的语法手段。”(40)早在1980年，新诗研究专家孙绍振已注意到虚词在诗歌建构中的作用，强调西洋诗歌不可忽视的优点：“那就是有比较大的思想容量和生活容量。这是因为它不回避诗句间的逻辑关系，不省略对于逻辑推理来说是不可少的介词和复合连接虚词。”(41)古今学者虚词之论，对我们理解古今汉语虚词与汉语诗歌的复杂关系不乏启示意义。 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促进了汉语诗歌语言的转化、诗体的解放、诗意的深化与诗美的嬗变等。但它也带来了诸如诗歌语言的直白、诗体形式的散漫、感性抒情的淡化、知性表现的生涩与诗歌节奏声韵的无序等问题，这也是我们在顺应诗歌现代潮流变化的历史进程中，需要辩证反思和认真探索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1999年12月号，总第56期。 ③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1页。 ⑤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⑥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导言”，第24页。 ⑦王泽龙：《“新诗散文化”的诗学内蕴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⑧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1113页。 ⑨郭沫若：《文艺与科学》，《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⑩本文引用诗歌数量较多，因篇幅所限，不在文中一一注明引用来源。特此说明。 (11)闻一多：《英译李太白诗》，《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6月3日。 (12)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3页。 (13)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与美学的汇通》，《中国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209页。 (14)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陈顺智、徐少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15)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16)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33页。 (17)王光明：《诗：聆听与言说》，《面向新诗的问题》，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 (18)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号，1902年6月。 (19)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0页。 (20)朱自清：《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74—175页。 (21)冯文炳：《谈新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22)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导言”，第3页。 (23)欧阳骏鹏：《现代诗歌语言研究的基本路径》，《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4)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25)胡适：《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四版自序”。 (26)王泽龙、王雪松：《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内涵论析》，《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27)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05页。 (28)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15日。 (29)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3页。 (30)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8页。 (31)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32)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2页。 (33)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第113页。 (34)唐湜：《论意象》，《新意度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11页。 (35)冯文炳：《谈新诗》，第24—25页。 (36)唐湜：《忆诗人穆旦——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 (37)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纪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第11、15页。 (38)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39)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6页。 (40)邢福义编：《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 (41)孙绍振：《论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新诗基础论之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