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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编纂所折射出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选本意识形态功能的逐渐弱化，以及因之而来的选本功能多样化的彰显、选家主体性的呈现和作品中心地位的确立等。就选本编纂而言，其意识形态功能与文学批评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在50到70年代，这是文学批评的最主要的，有时且是惟一的职责。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个性化的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它承担了保证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打击一切损害、削弱其权威地位的思想、创作和活动的职责。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文学批评的这种‘功能’，毛泽东形象地将之概括为‘浇花’和‘锄草'”⑦。文学批评的这一功能和职责决定了选本编纂往往成为文学批评实践的某种延伸。这也决定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选本中选家的确定和导言写作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充当选家并参与导言的写作的。臧克家(《中国新诗选》的编选者)、郭沫若和周扬(《红旗歌谣》的编选者)能充当选家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有关，而像彼时很多以集体写作的方式呈现的导言更是保证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毋庸置疑的一面。80年代以来，这些情况都有很大的改变。虽然说当时的文学出版(包括选本出版)仍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组成成分，其背后总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存在，但意识形态影响、介入文学出版的方式无疑已经发生大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回到批评本身”⑧已成为一个越来越获得人们认同的命题。这是与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密不可分的。通过文学评奖活动及其取得的极大成功，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意识到，在意识形态功能的行使上奖励和肯定机制比否定批判机制更有效且更能获得认同。就当时的语境看，认同不仅仅表现为“浇花”，更体现为一种“共识”和对获得共识的信心。这是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开启的思想启蒙的结果，同时也使得50—70年代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那种“锄草”和“浇花”的功能日渐潜隐，文学批评逐渐成为文学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行使其功能。文学选本从单一的传达和引导的批评功能，而趋向多元化发展，也就相应地带来选家主体性的呈现、作品中心地位的确立等一系列变化。应该看到，选本编纂中这一系列变化背后，显现的是80年代语境的变化及文学批评实践的演变。选家主体性的呈现和作品中心地位的确立，与批评家主体性的彰显和文学向内转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批评家⑨作为选家或导言作者，是与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息息相关的。而所谓的文学向内转，也使得“去政治化”的写作被推崇并成为关注的焦点和中心，选本编纂(如李陀和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亦表现出在文学主潮之外找寻作品的主观意愿，同时也使得针对同一篇作品的不同命名成为可能。 就选本编纂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新变的推动作用而论，与选本作为一种批评方式有关。选本编纂不仅仅是事后的被动的“选”，它更是一种主动的参与，这种参与体现在其作为一种批评方式上。“选本之所以成为选本，关键就在于体现其‘选’的这一部分的存在。‘选’是选本批评最本质的批评方式。而选本如何通过‘选’来体现它的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式，选本的批评功能和批评原理怎样实现，这些有关选本批评最根本特征的问题都只有通过对入选作品部分的选择和编排来实现。”⑩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同一作品被不同类的选本重复选录的情况，这不同选本的“选”这一行为是否意味着同一回事呢？就80年代的选本编纂而论，如果同一作品被年选、获奖作品集、争鸣作品选和思潮选本等不同类选本收录，其意义显然是不同的。在这里，不能把选本之“选”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积极肯定的批评态度，而应该放在不同的语境下具体考察。可以说，同一作品被不同类选本收录体现的是不同的批评方式和不同的参与文学实践的角度。 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为例。这部作品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可以说是一部争鸣作品，但奇怪的是，它却几乎不被收入到各类争鸣作品选中，比如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涵盖1979-1989年，14本)、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选《争鸣作品选编》(2本)、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争鸣作品选》(4册)、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名家争鸣小说大观》(3册，1997)和“当代争鸣小说丛书”系列(1992)。是争鸣作品而不被收录到争鸣作品选，说明什么？《乔厂长上任记》虽几乎不被收入争鸣作品选，却被《短篇小说选(1949-1979)》第8卷(1982)和《1979年全国优秀获奖短篇小说集》(1980)收入。这一“选”与“不选”，又说明了什么？ 显然，《短篇小说选(1949-1979)》第8卷中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收录是一种充分的肯定，但这一肯定是放在建国30周年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展开的。这是一种从历时的文学史的角度作出的评判，与《1979年全国优秀获奖短篇小说集》对小说的收录情况不太一样。就文学评奖及其被收录于获奖作品集而言，这是一种共时的在场的批评方式。1979年的短篇小说评奖活动从1979年10月到1980年3月底展开，在此前后，也即1979年9、10月两个月恰是小说引起激烈争论的时间。对照这一上下文，不难看出，文学评奖其实是以小说获奖的方式表达了对小说的积极高度的肯定：《乔厂长上任记》的获奖不仅仅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和专家的肯定意见，更代表的是广大群众的呼声。诚如有研究者所说：“文坛上本来并非只有写‘伤痕’的文学，但责难者们却吹起阵阵冷风，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泛滥成灾，是‘缺德’文学和‘向后看的文学’。《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显得狭窄的局面”(11)，这之后的改革文学的勃兴，与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引起的争论、获奖并被充分肯定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这样来看，就能明白小说为什么没有被收录到争鸣作品选中。小说虽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成为一个事件，但其解决方式却不仅仅是文学争鸣的方式，而毋宁说带有群众参与和意识形态介入的成分，这与文学争鸣作品选的编选原则不太一致。就争鸣作品选的编纂意图而论，其编选的作品要既能引起争论，但又没有一定的定论，两者间的平衡是其编选时经常侧重的方面。从这个角度看，《乔厂长上任记》所能留下的争鸣空间十分有限，其不被选入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年选和获奖作品选，与争鸣作品选和思潮选本之间批评方式上的不同了。如果说年选和获奖作品选是以一种简单的正面肯定、定论式的方式参与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去的话，那么对于争鸣作品选和思潮选本而言，则就不仅仅是表明一种肯定的或部分肯定的态度，而毋宁说是要引起注意和争鸣，并介入到文学批评空间的建构和对文学创作及其思潮的推动中去。 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1985)为例，这部小说既被收录于多个争鸣作品选中，也被多个思潮选本选入，但对于不同类选本，其被收入的意图与指涉方向显然有别。先以其被收入争鸣作品选为例。这一小说虽被同时收录于“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卷、《新时期争鸣作品选(3)》和《1985年争鸣小说集》中，但所收录争鸣文章不同，其给人的印象和效果也不尽一致。相比之下，后两者(《新时期争鸣作品选(3)》和《1985年争鸣小说集》)的态度较为明晰，两书中的争鸣文章都是《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何新)和《天凉未必秋——也评〈无主题变奏〉兼与何新商榷》(许振强)。这是两篇可视为“互文性”的文章，它们间的互文性指涉的是这样一系列命题：到底主人公是否“多余人”？如果是“多余人”，这一非英雄主义文学有无其存在的合法性？其现实的基础如何？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