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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选本编纂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嬗变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选本编纂一方面反映了80年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参与到对80年代文学新变的推动过程当中。这一辩证关系充分体现在1979年和1985年这两个节点上，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论，1979年标志着选本编纂的80年代转型，而1985年则意味着选本编纂的80年代新变。但应该看到，选本编纂并非直接的文学批评实践，因而其与80年代文学嬗变之间的关系，也只能从这“选”和“编”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并不能夸大。 作者简介：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就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选本编纂而言，1979年和1985年是两个重要的节点。1979年前后，恰逢新中国建国30周年之际，国庆纪念活动与对过去30年的社会思潮的反思总结，共同促成了各种“30年选本”的出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49-1979)》(8卷)、《散文选(1949-1979)》(3卷)、《诗选(1949-1979)》(3卷)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中下三册)。而像北京、安徽、甘肃、广东、贵州、吉林、河南、黑龙江、湖南、湖北、江苏、江西、辽宁、陕西、山西、山东、新疆、浙江等省市，在1979-1980年间都出版有各类建国30周年文学选本。这些选本大都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所选门类主要有小说、散文和诗歌，有些甚至还包括戏剧和报告文学。另外还有如《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1949-1979)》、《肃反小说选(1949-1979)》等专题文学选本出版。就当时的语境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文化实际上处于新旧杂陈的过渡时期，其突出特点是，所谓“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彼此共存互渗，而“主导文化”①则处于一种摇摆游移状态。这一乍暖还寒的文学气候某种程度上造成彼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关系上的不明朗，选本编纂以其“作品选读”的方式和对“选”(作家作品的选择及其数量的多寡)的功能的突显(“编”的功能被一定程度弱化)，其实是间接地参与到对当时文学发展进程的推动中去。如果说50—70年代的各种选本，其长篇前言、后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传达、文学规范建立和带有读者阅读引导等倾向性的话，那么建国30周年选本(特别是《短篇小说选(1949-1979)》和《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那些体现编选意图的前言、后记地位的降低(只保留简短的编选说明或后记之类)则表明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退出和对“选”的功能的凸显。这是一种无言的批评方式的显现，它通过把建国30周年以来各个时段(甚至包括“文革”时期)的作品并置一起的方式，参与了对建国30周年文学发展的“言说”和判断：“十七年”文学和“三年”(即“四人帮”覆灭后“三年”)文学的并置，两者间构成一种互相阐发与彼此共存的辩证关系，其既能有效建构“十七年”文学传统，重申其价值，同时，通过对“十七年”传统的重申又能以此建构当时“伤痕”写作的合法性。反之亦然。 1985年之于选本编纂的意义是双重的。首先，以1985年为标志，一两年内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文学选本，其中代表性的有李陀、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1985)，阎月君等编的《朦胧诗选》(1985)、《探索小说集》(1986)、《探索诗集》(1986)、《探索戏剧集》(1986)和《探索电影集》(1987)，贺绍俊、杨瑞平编选的《知青小说选》(1986)、《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1986，4册)，等等。在这之后，又有一系列命名新潮的选本涌现，如张学正、张志英等编选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6册，1988)、“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8册)，李复威、蓝棣之主编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的《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1989)、《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1989)，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1989)，等等。其次，各个思潮选本都把1985年前后视为“80年代”文学的分水岭： 小说的真正繁荣，确是近几年中形成的，一九八五年小说多样化方面的成就尤其明显。由小说激起的许多理论课题，也以这一年最为突出和频繁。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几年小说观念变化酝酿的结果和总结，又是进一步向未来发展的开端。② 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一九八四年前后……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一些对自己的创作表示不满并认真进行了反思的作家，渐渐脱离了“群体”。(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③ 1984年以后……一种新的同时也更为大量的现象则是注重个人想法、形式、技巧的小说广泛出现，由此开始了一种多样化的、试验性的小说时代，现实主义技巧明显陷于孤立，干预生活的观念走向衰微。(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