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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东书局对亚森罗苹形象的建构并未到此为止。1925年5月7日，《亚森罗苹案全集》广告一反常态，没提书名，醒目地提出“行侠仗义之亚森罗苹”之概念，一改之前“侠”“盗”并行，而是首先畅言“侠盗”亚森罗苹的侠义精神，再提亚森罗苹“盗”的本领之高超： 专喜诛奸除强，济困扶弱，而其神出鬼没之本领，更非一般人所能梦想。⑧ 之后与福尔摩斯相比较，称其情节更“离奇可观”，把它提升到“侦探案之王”的高度。几天后，再次强化并细细阐释亚森罗苹的“行侠仗义”，淡化其“盗”的身份。1925年5月16日，《新闻报》第五张第一版刊出了“《亚森罗苹案全集》预约于四月廿九日截止”的广告，在这则广告中，专辟了三分之一的版面确立亚森罗苹“智勇侠”的形象： 智：亚森罗苹的脑力灵敏非凡，不论什么事到他手中，只要三分钟可以解决，就是福尔摩斯也不是他的敌手。 勇：亚森罗苹当得起“勇敢”二字，随便什么险地、绝境他都处之泰然，毫不放在心里。一件事要做的也毫不迟疑的做了。 侠：亚森罗苹专喜欢仗他智谋、勇力去做行侠仗义的事，元凶大盗在他的手中休想逃得过门。可是他却也是一个大盗。⑨ 在此则广告中，虽然“盗”的身份仍被提及，却被大大弱化。而他“智”“勇”“侠”三方面特质被充分彰显，分别作具体解释说明。必须注意的是，《亚森罗苹案全集》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出版的。“智”“勇”“侠”这一形象在“全集”出齐后才得到完全确立。至此，亚森罗苹是否是“盗”已经无关紧要，他的“智”“勇”“侠”三种特质已足以令中国读者为之痴迷。 至此，自1912年进入中国起，亚森罗苹从“贼”到“盗”再到“侠”的角色的转换，历时十三载，始克告成。这一过程，显得相当漫长。然而，中国本土的反侦探小说，几乎就在亚森罗苹身份合法性确立的同时得到了确立。1922年前后，“东方亚森罗苹奇案”系列小说开始出现，而到1925年9月，孙了红在发表了部分以“东方亚森罗苹奇案”为副题的系列“反侦探小说”后，借主人公鲁平之口，在《恐怖而有兴味的一夜》中明确表达了跳出亚森罗苹的影子，创造中国本土侠盗形象的愿望，并交待了自己创造这一形象的内在动力：“我感觉到现代的社会实在太卑劣太龌龊，许多弱者忍受着社会的种种压迫，竟有不能立足之势，我想在这种不平的情形之下，倘然能跳出几个盗而侠的人物来，时时用出奇的手段去警戒那些不良的社会组织者，那么社会上倒能放些新的色彩也未可知咧。”[6]这一段话非常值得玩味。亚森罗苹进入中国十几年之后，才在读者那里确立了自己“侠盗”的合法地位，而鲁平在罗苹刚刚完成从“贼”到“侠盗”再到“义侠”的转换的同时，就迅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可以说，亚森罗苹从“剧贼”到“侠盗”再到“义侠”的转换过程，就是中国“反侦探小说”人物角色的形成及认知过程，更是中国本土侦探小说作家学习侦探小说创作特点，探索小说写作规律，从外国侦探小说母体中发芽、生根以及剥离，从而形成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创作风格的过程。与福尔摩斯相比，中国读者对亚森罗苹的接受显得小心翼翼且步履蹒跚，若非书局的有意运作以及编者、译者诸多“归化”的努力，遑论鲁平，亚森罗苹能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都未可知。这里所提及的“归化”，是广义概念，它不仅仅包括译介学中为了读者接受而作出的种种文字上的努力，更包括书局为了利益驱动而采用的种种商业策略，包括最初从“贼”到“盗”再到“侠”的合法性建构再到后来的文学创作、广告运作，等等。从建构其合法性一直到完全以“义侠”形象示人，前后就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用心之良苦、恳挚，远非一般单纯以利益最大化为指向的书局所能匹及。单从这一点而论，大东书局就具备了一般书局所不具备的出版眼光、胆识及气魄，就算在其之上的世界书局也略显逊色。 若论及侦探小说的创作影响，福尔摩斯当之无愧，但亚森罗苹对中国“反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市场孕育期，这漫长的市场孕育期，既培育了读者对于亚森罗苹的接纳，也孕育了“鲁平”的出现。这是亚森罗苹与福尔摩斯的不同之处，也是亚森罗苹获得接纳更为困难之处——它首先要突破文化差异和读者接受心理上的障碍，然后才谈得上继续发展。但恰是这种困难，显出了大东书局市场运作行为的稳健、自信和目光长远。这种运作行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以“侠”的名义，赋予了“反侦探小说”这一舶来品以本土生命力，不仅没有“水土不服”，反而纵贯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根，发芽，并结出了“反侦探小说”中的经典——“鲁平”——的硕果。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大东书局对于亚森罗苹身份合法性的确立与不懈运作，就具有非同寻常的现代眼光，尽管这幕后的直接动力或许仅仅是为了谋利，但它的现代意义也恰在此处显现出来——商业行为在现代文学中的参与，不仅仅是赤裸裸的逐利，它常常在以谋利为根本旨归的努力之外，建构了某种文学事实，这些文学事实，或者是一个文学形象，或者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或者是一种文化的投射……它参与并建构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是现代文学繁复多样的现代性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这两个是四篇小说的总题，每两篇有一个总题。《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包括《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名《海军协定》)和《记讴者复仇事》(今译名《驼背人》)两篇小说；《滑震笔记》包括《继父诳女案》(今译名《分身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今译名《最后一案》)。 ②［日］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版；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樽本照雄先生在《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书中称周瘦鹃译《亚森罗苹之劲敌》发表于1914年《礼拜六》第27至28期，有误。据查，事实上此文发表于1915年《礼拜六》第3期。 ④“归化”(domasticating)一词由美国学者韦努狄(Lawrence Venuti,1953— )提出，他同时提出了“异化”一词。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常用。“归化”指译者在翻译中尽可能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表达规范和文化习惯，主要目的是为了扫除译入语读者在理解上的障碍，并顺应他们的阅读期待和接受心理。是一种“接近读者”的翻译策略；“异化”则是指译者在译入语中尽量保留原文中的表达方式，使得译文具有异国情调，从而也打破了译入语中的表达习惯和认知模式。是一种“接近作者”的翻译策略。见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ion'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London:Routledge,1995:19—20。 ⑤10部长篇分别是《贼公爵》(禹钟译)、《双雄斗智录》(鹃魂译)、《一纸名单》(释云译)、《古城秘密》(瘦鹃译)、《虎齿记》(雄昌译)、《金三角》(祖武译)、《空心石柱》(碧梧译)、《古灯》(小青译)、《三十枢岛》(卓呆译)、《钟鸣八下》(瘦鹃译)。18部短篇分别是《红肩巾》(天笑译)、《结婚指环》(天笑译)、《恶继父》(天笑译)、《绣幕》(了红译)、《铁箱》(瘦鹃译)、《亚森罗苹就擒记》(瘦鹃译)、《亚森罗苹系狱记》(瘦鹃译)、《亚森罗苹兔脱记》(瘦鹃译)、《王后项圈》(瘦鹃译)、《劫婚》(瘦鹃译)、《七星纸牌》(瘦鹃译)、《黑珠》(瘦鹃译)、《草人记》(瘦鹃译)、《劲敌》(瘦鹃译)、《神秘之画》(瘦鹃译)、《隧道》(瘦鹃译)、《箱中女尸》(瘦鹃译)、《车中怪客》(瘦鹃译)。 ⑥《亚森罗苹案全集》广告，《新闻报》1925年3月24日第五张第一版。 ⑦同⑥。 ⑧《行侠仗义之亚森罗苹》，《新闻报》1925年5月7日第一张第三版。 ⑨“《亚森罗苹案全集》预约于四月廿九日截止”，《新闻报》1925年5月16日第五张第一版。 参考文献： [1]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M].新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585. [2]阿英．晚清小说史[M]//阿英全集：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99. [3]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M].济南：齐鲁书社，2002:170. [4]瘦鹃．亚森罗苹作者之言[J].紫兰花片，1922(4):62－63. [5]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