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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年的王先生并不是容不得年轻人的学术创新，他之所以坚持那样“保守”的观点，是因为就文学史的实际而言，“‘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历史特点是如此显著”，⑤而此前却并不显著之故；同时也因为他在理论上坚持要求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的含义——“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含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内容，但‘现代化’的含义要比这概括得多。如前所述，同今天的文学仍然一脉相承的许多特点，都只有从‘五四’文学革命讲起，才能阐明它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性。”⑥但当时的我们都被打破陈说的创新热和纵论历史的宏观热冲昏了头脑，哪里听得进王先生的告诫。直到1988年我们师兄弟几个又受命为即将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撰写一篇“有新意”的《绪论》时，我才发现，近代、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联系远不像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易于理顺，要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从“五四”前移，在理论想象上很不错，但实际上我们可引为根据的还是那点人所共知的老材料，并不足以支持我们的新说。所以，我在很不情愿地为那个《绪论》草拟了大纲之后，自觉无法对付具体论证的难题，便把难题留给了两位师兄，自己耍赖开溜了。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对王先生“保守”背后之严肃的历史意识和慎重的治学态度也有了较为真切的理解，从此不敢在根据不足、把握不大的情况下轻言创新之论和宏观研究。 受此教训，我对于前些年的一种学术新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论，即认为“五四”之前60年的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早已自发地具备了比较充分和多样的现代性，并断言这种现代性甚至比“五四”以后的文学更健全，前者反倒是受了后者的“压抑”而未能自由发展下去云云——也不敢贸然接受。这并不是说它不好，也许倒是它听起来特别地雄辩滔滔、美妙诱人，反让我有些怀疑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居然发生过如此美丽的错误。历史学虽然允许而且赞成各种学术创新，但一个够得上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包括文学史研究者，其实都明白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即使穿上帝王衣服的刘禅仍然难免阿斗相。所以不管论者多么贬低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都改变不了绝大多数人的这样一个历史印象，那就是真正使得中国文学站立在现代世界文学之林而无愧的，并不是论者所鼓吹的晚清小说繁荣、都市文化崛起之类，而是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这并不是要刻意厚“今”薄“近”，只是因为这是个无可更改的事实，而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因此，回到王瑶先生的治学态度上来，应该说他晚年在学术上的某些“保守”并不是固执己见的理论偏执，而是对基本的文学史实际的尊重和对自己诚明的学术良知的信守。这的确是文学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东西。疏忽或歪曲这些基本的东西，随心所欲地解构－重构历史，则不论有多高妙多时髦的理论——现代的、后现代的——都是华而不实之论，而无助于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历史的认识。而近年学界在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上之新见更有甚于此者，此所以重温王瑶以及任访秋等前辈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提醒，或者可以让我们清醒一点。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最近吴福辉先生在评述任访秋先生的近代文学研究时特别强调说： 他(指任访秋先生——引者按)的近代文学“过渡说”的总述，至今仍有绝大的指导意义。比如它可以让我们在现代性研究的问题上降温。因为掌握住晚清文学“过渡”这一基本的性质判断后，就不会对这一段文学的“现代性”做出过分的阐释，而目前在学术界确乎有这个危险。另外，“过渡说”也可以克服我们为了寻找现代文学的起点，一定要在晚清确定一部标志性作品或一个标志性年份来的“热劲”。我不是绝对地反对这样做，也对这种努力表示尊重，但既然都是晚清“过渡文学时代”的产物，千方百计寻觅出某部标志性作品所具有的某些现代性因子，这些新因子很可能在另一部作品中也有。《海上花列传》具备的若干现代性，《孽海花》就没有了吗？而按照任先生所做晚清和五四文学的关系研究，只有《新青年》上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旦披载问世，才会发生新思想、新文体、新语言的爆炸性效果，引动历史真正转折的到来呢。⑦ 这是切中时弊之言。事实上，王瑶先生和任访秋先生所要“保守”的，都是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感，而我们这个学科却往往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当代性”热情而疏忽了历史感。 王瑶先生晚年在学术上的回归“保守”，还表现为他在新方法热之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地重新关注传统的考证学。他的这种关注并没有来得及形成文字，而只是在1987年秋季的某天我和我的同窗的博士资格考试上，王瑶先生却出乎意料地拿这个问题考问我，所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曾经在关于任访秋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及此事，这里就照抄如下： 考试前钱理群老师即警告我们师兄弟俩说：王先生好给不知山高水深的学生一个下马威，以杀杀其没来由的虚骄之气，而以王先生的博雅，他的问题也就往往出其不意，打学生一个措手不及而几乎从不失手的。所以我和我的同窗当时是怀着极为惶恐的心情走进考场——王瑶先生的书房的。而事情也真如钱老师所警告的那样，在各位主考老师一一考问过我们之后，袖手旁观的王瑶先生果然笑呵呵地向我们师兄弟俩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首先用一个有关古代白话小说的版本学问题把我的那位极富才情的同窗掀下马来，接着又乘胜追击，考问我：胡适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与西方实证－实验主义思想和中国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有无关系？王先生提这样的问题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完全是一个非文学的学术思想史问题，今日看来虽是常识，在当时却属冷僻问题，但侥幸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倒并未难住我，这是因为我在河南大学求学期间，曾经很幸运地从任先生那里得到过一些学术思想史的熏陶和指教。记得那时任先生给我们开过一门专业课——中国新文学的渊源。在这门课中，任先生不仅把中国新文学与晚明以来的近世文学革新思潮联系起来考察，使我们大开眼界，而且纵论中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变迁的关系，使浅学如我者闻所未闻。而为了听懂任先生的讲课内容，我在课外不得不认真补习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知识，因而对从皮锡瑞到周予同的经学史论著，对章太炎的《訄书》、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史名著以及曹聚仁的通俗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均曾涉猎，至于胡适推崇清代汉学家的文章亦不陌生。应该说，幸而先有任先生给我的这点学术思想史“家底”，我才能较为从容地应对王先生的问题——记得当时曾举高邮王氏关于《战国策》中“左师触詟愿见赵太后”一语中“触詟”为“触龙言”之误的推断被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所证实的事为例，说明汉学家基于经验的推断亦有暗合西方近代归纳法之处，但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终竟停留在经验性条例的水平，而未能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王先生对我的这番回答似乎颇感意外而又较为满意，因为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大都耽迷于外来的新方法、新观念热之中，而于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所知甚少，而王先生本人却正关注着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这一点我是事后才知的)。……(下略)⑧ 按，王先生所谓从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到胡适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之共同处，也就是文史研究中讲求论从史出的文献考证之法。而坦率地说，我当时虽然侥幸地答对了王先生的问题，却长期不解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新方法热的时候重提这样传统的治学方法。直到差不多十年之后，看够了我们这个学科在新新不已的“当代性”中凯歌行进而其实仍陷于“以论带史”以至“以论代史”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我才猛然意识到，王先生当年重提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学，其实暗含着对我们这个学科新新不已的“当代性”之保留，甚至可以说，他的“保守”姿态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的确，要治疗我们这个学科“以论带史”以至“以论代史”的“当代性”之顽疾，最对症的药就是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学了，它至少可以提醒我们在追求“当代性”之时，除了这样那样的“理论根据”外，也能多少讲求点“历史文献”的根据吧。 我得老实承认，王瑶先生当年对我的这番考问，其实就是我在1996—1997年之际反复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有点“古典化和平常心”、“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的源头之一。过去之所以不愿说出来，是因为不想落个攀附名家之名，如今在王瑶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坦白道出此中原委，聊表个人的尊敬和纪念吧。 2014年1月20日草成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这是笔者所撰纪念王瑶先生文《“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之末节，全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因该刊篇幅所限，本节多半被删削，此处所刊是本节之完整稿。 注释： ①胡适1936年6月29日致罗尔纲函，《胡适全集》第2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14页。 ②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③同上。 ④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王瑶文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⑤同上，第51页。 ⑥同上，第58－59页。 ⑦吴福辉：《任访秋“三史贯通”的学术范式及其意义》，《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 ⑧解志熙：《深恩厚泽忆渊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