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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李广田的《引力》作为一部颇具特色的抗战小说，在国内被长期忽视却又为国外特别是日本文学界所推重，这一现象值得深思。这与该作品虽取材于抗战生活、但与一般意义上的“抗战文学”模式相比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差异与偏离及个性化的审美追求相关，突出表现为小说对私人经验的倚重，对凡俗、琐碎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内在心灵世界的展示。小说展现了一种个人与时代、日常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汇与互动，富有深度地揭示了抗战给个人带来的精神“蜕变”，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 【关 键 词】李广田/《引力》/抗战文学/民族心灵 【作者简介】耿传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吕彦霖，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力》是李广田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在内容上属于抗日题材。该小说的创作始于1941年7月，当时仅得三章，其后间隔四年，终在1945年8月11日完成。小说从1946年2月到9月，连载于抗战后唯一的大型文艺杂志《文艺复兴》，并于1947年6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引力》作为一部李广田用力颇多且别具特色的小说，却在国内遭到冷遇，当时除去李长之的《评李广田创作〈引力〉》之外，回响寥寥。即便1983年再版之后，依旧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专门的评论也只有1篇。吊诡的是，这部抗日题材小说在日本却备受推崇，“截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一连再版十一次”[1](P221－222)。不仅销量惊人，而且小说也因其震撼人心的民族意识与作家不刻意雕琢、不渲染夸大的艺术风格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以至于“若干年后，日本出版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专著，如小野忍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中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部分，对《引力》另设章节论列”[1](P221－222)。这种文学地位和待遇，并非所有中国文学作品都能享有，而文学现象中的“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值得研究者深思。作为抗战文学序列中的一员，《引力》在国内文坛普遍被忽视的原因，恐怕主要不是创作水准的问题，能够登上当时在文坛影响较大的《文艺复兴》杂志，成为该杂志刊登的三部长篇之一(另外两部分别是《寒夜》与《围城》)，足以证明其在当时纯文学的圈子之内是得到了认可的。本文拟从《引力》遇冷的原因入手，结合当时文学的评价机制，探讨《引力》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 抗战文学孕育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在抗战中，“中国动员了全部的精神与物质力量来进行这场为民族求生存的神圣战争，文艺也成为了这种为抗战进行精神动员的最重要的手段”[2](P77)。特殊的时代语境造就了抗战文学的独特价值追求——以文学形式推动全民总动员，凝聚民族精神，传达国家意志，继而也形成了独特的抗战文学体制。在该体制中，文学创作为抗战服务成为最高准则，成为“中国作家自觉的战争参与”[3]。这一方面造成了广泛存在于当时作品中对国家民族声音的着重强调，对宏大叙事和史诗效应的追求等倾向；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学的宣传功能得到了空前强化。 构思和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引力》，自然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引力》主要讲述沦陷区中学教员黄梦华，因为受已经抵达国统区的丈夫雷孟坚的不断召唤和本身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下定决心带着孩子离开沦陷区，去自由的地方寻找光明。未想当她历尽艰辛到达丈夫的驻地后，丈夫却提前离开了，只留给她一封信。她最终领悟到了丈夫的苦心，力图告别旧我，再上征程，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心灵因此得到了成长。小说情节暗示了《引力》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追寻”的故事，这暗合了抗战时期“展现追寻的主题模式”[4](P249)。而作品对女主人公黄梦华的塑造，也一直在强调作为“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母亲”[5](P34)的她，忍辱负重、疼爱孩子和理解丈夫的一面。她甚至将孟坚也当作自己的孩子。这一母性气息浓郁的女性形象，与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娜拉”不同，而与抗战时期对“母性”的歌颂相互呼应；更重要的是，她对“家庭”态度的转变。众所周知，“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开端，对‘家’的批判和否定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6]。在巴金的创作中，“家”是自由的坟墓，罪恶的渊薮。而在抗战时期，“家庭”在文学中的定位，则被转化为国人互相保护、彼此温暖的有机共同体，这在《引力》中也得到了体现。黄梦华无论是对于自己的家，还是丈夫在乡下的家，或者自己与丈夫未来的家，都抱有温柔亲切的感情。文中一再出现梦华对于未来家庭的想象，在她眼中，那样的家庭是有情调而温馨的。另外，小说所反映的沦陷区生活的艰难，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不屈的爱国人民的挣扎与对自由的向往，都表现出了文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的新质。因此，鲜明的时代色彩可以说是小说的突出特色，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部小说还有不少超出一般抗战文学之外的独特性。 首先是小说与抗战文学宏大叙事和史诗化追求的疏离。抗战文学需要反映大时代的大事件，也要从宏大场面的刻画中传达史诗的观感。然而，《引力》却讲述了一个女教师带孩子逃难的故事，叙述中充满了琐碎的家长里短，一切都是从小处入手，避去大场面描摹，更无悲壮的情节。李长之就曾表达过对《引力》缺乏史诗性的不满：“‘史诗性的文艺须要捣碎现实，而重新去组织。’广田这本创作就在缺乏捣碎现实的一个步骤上，他被现实拖着，拖着，到了有些拖不动的地步。”[1](P218) 其次是小说超出了抗战文学功利主义的层面，对沦陷区生活进行了一种“去概念化”的原生态书写。小说因题材要求，固然写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但并没有同大多数抗战文学作品一样，将兽性作为他们的唯一特征，而是致力于表现人性的真实性和现实的复杂性。小说写日本女教师石川教官很会做人，她认为不能一味使用暴力，也要以怀柔政策拉拢人心，所以还经常慰劳中国老师；写在一次搜查中，协助搜查的伪警察也给予了梦华一家很大的帮助。这种对汉奸与侵略者的“非政治性”描述，显然有悖于战时文化对侵略者的定位和文学书写规范。但如此描写，其实正是来自日常生活的真实性。 最后是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松散的结构特征。“在一般的观念中，由虚构而来的故事因素的完整，刻画描写的集中，矛盾冲突的强烈，可能是一部成功的叙事作品必得具备的要素。”[7]然而，作者似乎更热衷于感情的抒写，小说中夹杂了大量的心理感悟，引用了许多古典诗词，这些内容一方面消解了故事情节的紧张和张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小说的抒情特质。作者似乎并不愿意为故事制造紧张气氛，沦陷区的游击队入城和黄梦华逃难中的火车遇险等情节，本可以处理得跌宕起伏，然而小说分别只讲到梦华一家透过窗户看到一面红旗和之后的逢凶化吉，这大大降低了阅读者的心灵震撼。这种对紧张对立的戏剧性情节、场景的放弃、回避，显然使整部小说与通常的情节化小说拉开了距离，而向情绪化小说靠拢。在结构上，《引力》虽云长篇，实际上如同一个个短篇的拼接，结构相当松散。因此，才有论者认为：“李广田只是依自己的材料和感兴信笔写下去，不大顾及小说的章法。”[8](P195)很显然，小说的这些特征都溢出了抗战文学体制对文本的期待和要求。 上述的分析，说明《引力》只是以一种纯粹文学化的姿态展示了作者的心路历程，相比于同时期更注重现实功利性的抗战文学作品，它实在太不像小说了。而当时的文学现实，却是“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下，文学许多必需的要素都被大大地简单化了，思想内蕴的丰富深刻和艺术表现上的新颖精致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9]。于是，这部小说中的种种特质，反而都成了赘余。与主流功利文学观的不协调，只能让小说在当时的文学评价体制中遇冷。而抗战之后，动荡的社会语境又使得品味这部小说中蕴含的丰富文化韵味成为奢望。到了建国之后，文学评价体制仍然承袭了战时文学的审美惯性，无法从更为理性的层面思考这场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深刻影响。所以，《引力》在完成之后长期处于抗战文学序列的焦点之外，也就不难想象了。 如今，让抗战文学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化要求，已经成为抗战文学研究者的共识。那么，由于过于“文学化”而被抗战文学主流价值所排斥的《引力》，是否会凭借其别样的民族心灵书写实现对抗战小说的超越呢？ 《引力》“文学化”追求的一个首要表现，在于其立足于个人经验的书写方式。这种写作方式在表现时代生活、塑造文学典型人物方面固然有其不便，但在对人物内在心灵的审视、表现方面又有其优长。抗战文学体制规范下的文学，大多是“外向化”的，即将位于时代生活中心的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描写的都是抗日第一线的抗战军民，如丘东平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等。而《引力》的主人公则是陷于沦陷区的女教师，以她的经历见闻来展开作品，显然与当时的抗战生活距离较远。但是这种立足于个人经验的书写方式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那就是它给小说带来了忠实于“自我”的真切和自然感。 在阅读《引力》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能感受到“亲历者”的目光，私人经验的注入造就了小说独特的面貌。小说选择了一位沦陷区的平凡教师，突出其与大多数普通人并无二致的平凡性。不写她大义凛然，而致力于写她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游移不定，完全不遮蔽她的脆弱和感伤。在面临去大后方还是留在沦陷区的选择时，她一开始就有很多顾虑：“甚么家里的东西呀，年老的母亲啊，天气的寒冷啊，路上的饥饿与其他危险啊，她不愿走，而且也不让孟坚走，她无论如何要留下来。”[5](P37)面对雷孟坚的施压，她又感叹：“在屈辱中求得心安，在死亡中吹一点生的气息，这比在一个自由天地大喊自由解放困难的多了。”[5](P46)这种真实、自然的人性书写，首先使梦华摆脱了“扁平化”人物的命运，变得富有立体感和丰富性，也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令读者感同身受，但也是小说呈现出“散化”与“平淡”特征的主要原因。正如李广田的女儿所说的：“《引力》是父亲唯一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女主人公黄梦华是以我的母亲为生活原型的，她的丈夫雷孟坚的经历是以父亲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的，小说中的昂昂就是我。”[10](P117)作者与小说的密切关系，使小说成为生活的记录，促使他以一种秉笔直书的写作精神，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也为我们拨开了时代的迷雾，保留了许多被遮蔽的真实的历史细节。而小说中溢满充沛情感的写作，也受他散文创作的影响，促使作者倾向于选择更适宜抒发感情的文本结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作者美学观念对小说的影响。在之前的《两种小说》一文中，他曾借一位西班牙作家之口，阐明了自己的美学旨趣：“似乎很久以前一个西班牙作家曾经说过：生活是没有结构的。他的意思是反对过分人为的艺术结构，而要表现那最高的真实。”[11](P389)无疑，描绘“最高的真实”才是作者的艺术追求，而这种真实性的追求，也使得他跳出了公式化与概念化的盲区，拥有了多维的视角。虽然这种追求使他一度非常痛苦：“那就是我常常为一些现成的材料所拘牵，弄得简直不成‘创作’”，“我几乎相信我自己有一个不易超越的限制，我大概也就只宜于勉强写些短短的散文而已”。[5](P207－209)然而，就小说所反映的现实的丰富与人性的深度而言，这种痛苦完全值得。他借此使战时个人生活的描写由单薄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生动鲜活。正如论者所言：“每一个故事中最有持久价值的成分就是对生活的具体描写。”[12](P203)他依靠个人经验对抗战历史中平凡人生的真实再现，让小说获得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其次，《引力》摒弃了抗战小说中那种戏剧化的情节冲突，这主要表现为对戏剧化的文学模式的摒弃和对生命个体日常生活状态的关注。由于政治功利观对抗战文学形态的影响，抗战文学往往更倾向于从民族国家层面进行描述，忽视普通个体生命在战争磨难中的心路历程；热衷于表现宏大的战争场面，省略细小琐碎的生活图景。作家很少站在生命个体本位对战争的影响进行思考，历史经验无法转化为个人的心灵体验，个人被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因此，也难以出现像《一个人的遭遇》那样深刻揭示战争中个人命运的作品。可贵的是，《引力》体现了从生命个体的日常生活提炼个人时代体验的努力。梦华作为小说最着力刻画的人物，作者关注的是她作为个体生命对时代的体察，并以此来描摹个人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因此，小说细致描绘了她生活中的各种心态：盼望孟坚信件的焦急，为孟坚不理解自己而痛楚，错听消息以为孟坚暴死而嚎啕大哭，知道真相后转悲为喜的状态，亡国奴的屈辱使她时时感到如芒在背，浪漫的天性和残酷现实的矛盾让她总是沉浸于往事的怀想。战争改变了她的生活，她既要自我保存，又要坚持抗争，不屈的意志夹杂着未泯的浪漫，对美好家园的怀想与残酷的亡国现实交织，她的所思所想表现了一个普通知识者在抗战情境中几乎全部的心灵内容。她从起初对家庭的依依不舍，到最后的慷慨奔赴光明，构成了一部平凡爱国者在抗战中的“心灵史”。战争的极端体验催生心灵的嬗变，个人在与历史的互动中逐渐获得成长。梦华的经历象征着一代平凡国民的境遇，我们能从其生活中的种种经历，清晰目睹这场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以及他们内在心灵的成长。在《引力》中，作者以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关注使个人与历史走向交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