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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学由于民族主义的政治功利性，往往出现“在正面塑造抗日英雄的同时一味丑化矮化和‘鬼化’日本侵略者”[13]的现象，侵略者和其帮凶固然是可憎的，然而“一味地一律地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来演绎抗日的故事”[13]只会造成本来复杂的人物形象与人性被简化。这种公式化、简单化的叙事逻辑，严重影响了抗日文学反映现实的深度，不利于作家对历史事件中人性的剖析。然而在《引力》中，并未将侵略者塑造成“概念化”的魔鬼，而是写出了他们复杂的一面。侵略者不仅使用暴力，也有怀柔的手段。作家的沦陷区生活书写，也并非像大多数抗战文学作品那样极尽悲惨，尽管盘查严密，生活艰辛，但仍不至于走投无路。为侵略者效命的伪政府人员，在作者笔下也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如伪警察在梦华紧急之时给予援手，伪校长也在自保的前提下做些力所能及的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小说所描绘的人鬼混杂、善恶交织的生活图景，正是体现了生活和人性本来的复杂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有论者指出：“在国家主义和暴力美学的支配下，与战争、斗争相关的文学艺术，都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血雨腥风’是我们在这一题材上可以概括出的统一风格。”[14]不过，《引力》并未体现这种暴力美学，悲惨的事件多是通过转述呈现，被推向前台的是成为亡国奴的压力和屈辱。诚然，这种写作方式也许缺乏感官震撼力，却更接近于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历史真实，也更清晰地还原了战争给生命个体带来的精神创伤。 最后，《引力》值得重视的还有对主人公心灵世界的展现和揭示。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梦华展示了普通知识者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追求诗意人生的梦想与对抗战建国的期许相互交织。梦华在给孟坚的信中，这样阐述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她写道：将来我积一宗钱，就可以盖一处如意的小房子了……大门朝东，一进门五间北屋，两间东房，用花墙子隔成两个院落，用青石凿一个横匾，写着“西园”二字——你当然知道为了甚么用这两个字，西院三间西屋，是我们读书会客之所，开一后门，临河，以便浇花灌菜。那时候我不反对你买书了，我们不读书干甚么呢？窗前种点芭蕉，以听夜雨，种几株梧桐，以赏秋月，约二三知己，酒酣耳热，引吭高歌固好，焚香扫地，煮茗清谈，亦未尝不好，“西园日日赏新晴”，将为我们所咏了。[5](P39) 芭蕉听雨，梧桐赏月，吟诗对酒，完全是一种平安盛世的传统读书人诗意生活的想象，类似的富有古典意象的诗意想象在《引力》的篇章中俯拾皆是。这种生活不仅平静安逸，并且充满了古典的东方诗意。而这种诗意人生梦想的表达诉求也极大地影响了小说的面貌，使之归于诗化小说的行列。因为“传统小说是讲究叙事的，其最大目的也以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为中心，而诗化小说却以意境的创造为中心，人物、事件、环境在小说中只是用来渲染一定的情绪、氛围，并在其中寄托作者特定的心绪”[15]。《引力》显然更应被归于“诗化小说”一脉，而这种体式显然为了服务于作者诗意人生梦想的表达。另外，这种选择也造就了小说独特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诗歌、小说、散文的文体界限已经模糊，作者可以更多元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文字塑造的情绪中，历时性的空间被打破，不同的事物进入一种共时性文体结构中，极大拓展了心灵书写的广度与深度。《引力》为抗战小说审美品格的提升做出了贡献。同时，诗化小说对意境的追求也造成了古典意象的聚集。这些意象不仅服务于“造境”，它们还与诗意人生的文化心理机制密切相关，是一种浓缩了的中华文化质素。试看梦华与学生们的“最后一课”： 她想，空话还以不说为妙，那么就讲几首韦端几的菩萨蛮吧。她答应了学生的请求，并说希望她们能随手抄下她所要讲的这几首词来，梦华先从唐末的局势，讲到韦庄的入蜀，她说那时候中原多故，烽烟遍地，韦庄身虽在蜀，但无时不在眷念中原，乃发怀乡念国之思，沉痛悲凉，缠绵固结，殊于他作，而情调柔婉悱恻，使人肠为九回。[5](P153) 与心爱的学生告别，梦华将情绪全部注入了韦庄的诗词之中。而这种诗意包裹的家国之思，很快在学生中引起共鸣。在这场战争中，异族对于国家的侵略伤害着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梦想，感时忧国的传统使他们体验了比一般人更为深切的痛苦。因此，抒发自身的感伤，寻找心灵的“归宿”，没有比古典诗词更为合适的载体。富于诗教传统的中国人，很容易就能在古典的意象和情境中得到情绪的共鸣。这种寄情于古典形式的“中国化”思潮迅速扩展，“这种倾向起初还只是为了更好地配合抗战的动员，但随后它迅速转化为新文学界的一种心理定向”[16](P78)。而李广田作为一个经受过“五四”洗礼且对外国文学有精深研习的作家，他的“转向”似乎正昭示出抗战环境中产生的文化心理变革。曾有论者以鹿桥的《未央歌》为例，道出了这种“转向”的实质：“这种兼容互补的文化发展态势反映出战时中国知识界文化观念的转变，预示着自‘五四’以来文化思想上中西、古今、新旧之争的困局有了打破的迹象。显而易见，在这种文化态度中得到重新估价以至于平反的，乃是长期被简单化贬斥的中国传统文化。”[17](P196)当然，小说也并未忽视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李广田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文本的潜在情绪表达了对于抗战建国的期许。“民族主义一般被看做一个社会中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诸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阶级的、性别的、甚至历史之类的认同，并把这些差异融汇到一个更大的认同之中。”[18](P8)抗战建国作为民族的共同愿望，决定了抗战建国中“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势地位，在文学中它会排斥一切对其理念传达形成阻碍的描写。然而在《引力》中，作者却摆脱了这种基于民族大义的生硬说教。孟坚代表了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声音，他不断要求梦华立即离开沦陷区。但同时，作者又以充分的理解书写了梦华面临的种种困境，并且委婉地批评了孟坚对梦华的不理解。这就在民族国家主义的刚性之外添加了基于人性、人情的柔性，以一种情境中的民族主义取代了理念化的、抽象的民族主义，从而避免了民族国家叙事的空洞化、教条化，使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具有了一种人性的深度。而小说在反映作为普通人梦华民族意识的逐渐强化与国民意识获得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常用的写作模式——在奔向国家的同时“拆解”与家庭的联系，反而对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一方面，她终于感受到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从而获得了更为清晰的国民意识；另一方面，小说中家庭与民族国家不再呈现为对个体的争夺、角力，而获得了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感。个人、家庭与国家终于凝结成一种统一的民族意志。与个人主义的激进化思潮将个人与家国完全对立的方式不同，李广田在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处理方式上，努力寻求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协调统一，注重的是在现代国民意识获得的同时仍不割裂其与传统的固有联系，这反映了李广田本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民族国家想象。 《引力》不仅有别于同时期的抗战文学作品，也与作者早期那些具有浪漫感伤情调的创作有所区别。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似乎可以从抗战中作者的个人经历中寻找。他随学生从山东逃亡到四川罗江，“这一段路程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19](P291)。这段“圈外”生活，除了造就了散文集《圈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者的审美趣味与写作观念。在日记《山踟蹰》中，他这样评价学生的文章：“写实际经验过的事情，免得太放任你的想象，因为想象很不容易符合实际、不真实；而且要用朴素的笔调去写，不要担心读者会看不懂你的意思”，“我只觉得你在那里捏着笔尖造作，总是山、总是水、总是花与女人，兄弟们血腥的战斗，微笑，沉重的脚步……你也许觉得内容很充实吧，然而我却觉得泛泛然，空无所有”。[20](P314)无疑，这段流亡中的所见所闻，造成了作者对真实的极端重视，并深刻影响了《引力》的文学风貌。而动荡不已的生存环境及其压抑的氛围使得作者又陷于内外交困的精神状况，造成了作者在《罗江日记》中的多次噩梦。至此，寻找心灵归宿与安慰便成为必然，而远在沦陷区的妻女则成为寄情的对象。将自己与妻女如实写入作品，成为作者自我精神疗救的最好方式，而小说中诸多故事情节均原文照搬自妻子的来信，也证明了《引力》是一部作者“救赎”自己心灵的作品。 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书写民族心灵的抗战文学作品，《引力》的文本实践中当然存在着各种不足，然而这些缺憾无法掩盖它的价值。小说记录了抗战沦陷区生活的真实图景，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抵达了人性的深处，再现了民族与个人在抗战这一极端体验下的互动关系。它的诗化特质拓展了抗战文学的审美维度，探索了传统文学质素表达现代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其独特的民族国家叙事避免了宏大叙事中经常出现的浮泛和虚空。毋庸置疑，《引力》在众多的抗战文学创作中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岫．李广田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耿传明．轻逸与沉重之间——“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房福贤．风雨60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J].理论学刊，2005(9). [4]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5]李广田．引力[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6]旷新年，马芳芳．从“出走”到“回家”——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家族叙事及其文化含义[J].当代作家评论，2007(1). [7]邵宁宁．最后的古典家园梦想及其破灭——论李广田的《引力》[J].文艺争鸣，2009(1). [8]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9]房福贤．“二战”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抗日战争文学[J].文艺争鸣，2011(9). [10]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1]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四)[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帕克．美学原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3]陈晓明．鬼影底下的历史虚空——对抗战文学及其历史态度的反思[J].南方文坛，2006(1). [14]孟繁华．战争本质的国族叙事与个人体验——中国、西方战争文艺“历史记忆”的差异性[J].山东社会科学，2006(4). [15]刘中树，吴景明．废名与中国现代诗化小说传统[J].社会科学战线，2009(8). [16]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7]解志熙．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实存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8]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9]李广田．李广田文集(一)[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