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书写与世界的“中国观” 早在晚清,中国文学就开始了追寻“世界性”/现代性的历程。不管人们对这种现代性发生的认识是持外发性的观点,内生性/继发性的观点,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观点,不少人习惯于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尺度性,以西方现代性为准星,评判其优劣。比如,陈思和就说:“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24)对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对中国的“世界观”和世界的“中国观”的思考都牵扯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文学价值上的“承认的政治”问题。猛一看,既然现代中国文学历史性地存在一个“时间性的同向差距”,那么现代中国文学始终就存在一个赶超或超越西方文学的问题,而且其有无实现,完成得怎样,其最终的裁判权就全部落入西方文学的手中。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纵然中国文学不能一边当运动员一边当裁判员,但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中国文学书写经验本身理应成为“世界文学”标准的一部分。所以孟繁华说:“对世界性问题的回应,同样是中国本土的问题以及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关作为出发点的”,“学院批评家在评价中国作家作品的时候,也总是不经意地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下作出评价。这种意识和眼光不是刻意作出的,它本身就是批评的‘世界性’意识的反映和表达。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或者说,现在如何一部小说,从结构、语言、情节展开、人物塑造等技术层面上,作家即使没有刻意模仿哪位西方作家,但西方文学的影像已经无意识地存在了。但它的前提是‘中国’本土的文学传统已经先于西方文学影像存在了。”(25)莫言和北岛等中国作家的创作实践表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学传统的融合,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最终“融入世界”的要件。比如,莫言的“高密魔幻小说”系列,固然有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子,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和鲁迅传统潜在地、持续地发生作用。又如,北岛的诗歌除了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外,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也流入了它的血脉,如他经常写到的“岁月”和“衰老”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常见的主题。而这一点往往被中外文学研究者所忽视。十多年前,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就撰文《什么是世界诗歌?》向北岛发难。他认为,北岛在海外创作的诗歌,一改在国内时期创作的对抗美学色彩极浓的朦胧诗的面貌,对中文读者来说,意象残酷,语言和结构陌生化,意境荒凉而悲恸,便于翻译与在西方世界流布,而成为“世界诗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宇文所安说:“北岛以更加传统的方式在诗歌中展现他在反抗极权政治时的‘政治正确性’,从而还清了他的政治债务。”(26)在宇文所安对北岛所谓的“世界诗歌”肯定的背后,其实已经透露出西方文化霸权的信息,仿佛只有那些被西方世界认可的或者说符合西方世界文学标准的文学才能称得上世界文学。显然,北岛的写作没有这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色彩,倒是个别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创作不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众所周知,《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发表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荡荡》后,该刊很快遭到查禁,主编刘心武因此“下岗”并作出了深刻的“检查”,作家马建被迫流亡英国。2001年,根据自己的流浪生活,马建创作了长篇纪实小说《红尘》。第二年,该书被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荷兰文和日文,外媒称此书为“一国之尘”(27),其英译本入围美国克路雅玛亚太平洋图书小说奖,并获当年托马斯?科克国际旅行文学图书大奖。法国《阅读》2002年第5期还把马建推选为新世纪全球五十位作家,马建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作家。2004年,马建的长篇小说《拉面者》英文版在伦敦出版,封面正中是红色的大五角星。这固然与西方出版商故意渲染“红色中国”以赚取卖点有关,但不排除作家投其所好的心理在暗中发力。中国的文学书写丰富多彩,但是一些西方读者总是偏好接受其中那些以政治对抗为主调的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文学书写,尤其是海外的中国文学书写,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以及由此而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的“中国观”。一种是如北岛那样,对西方读者的政治期待保持高度警惕,出国后的写作愈来愈“超现实”和“非政治化”,因而带给世界的是“文学中国”的美学境界。一种是如马建那样,由一开始的无意识的政治写作,到最终卷入流亡生涯后自觉地从事政治化写作,主动坐上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书写的政治化期待的“战车”而不能自已,因而带给世界的是“政治中国”,乃至“极权中国”的政治图景。虽然它们都获得了西方世界的承认,但是其价值所指截然不同。当然,占据中国文学书写主流的前者是西方对中国文学书写的审美价值的承认,而后者仅仅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书写的政治价值的鼓励。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时,要细致区分不同面向的中国书写,以及由此而塑造的迥异的世界“中国观”。 中国书写渴望“世界性”,大体反映了需要获得西方“承认”的政治。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缺乏自信的表现,更是一种异质化的,以西方文学为参考体系作祟的结果;仿佛现代中国文学只有一个西方的“奶妈”,而忘记了它的亲生母亲,即那种与生俱来的文学传统;如前所述,这份“本土性”的传统先于“外援性”的西方文学传统就存在于它的基因和血液里了。所以,我们在不间断文学输入的同时,也要把体现我们自己文学胎记的作品输出去,把借鉴他人与不失自我结合起来,把海外传播与海外接受结合起来,才能渐渐克服“影响的焦虑”。何况海外关注和接受中国文学的“语调”和“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型!2008年10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当代世界文学》共同主办的“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知名学术期刊《当代世界文学》的社长戴维斯-昂第亚诺说:“1935年到今天的发展轨迹见证了《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同样见证了现代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举例来说,Chih Meng写于1935年的论文指明了中国用文言进行文学创作的两千年古老传统,并勾勒出1917年前后古典文学是如何吸收本土影响的。在这篇文章中,最让人震惊的一点是它讨论的话题和假设没有太多关联,而此文的作者也没有如何关于中国汉字和文学的知识,因此这篇文章充满了教科书的味道。《当代世界文学》随后对中国文学的报道,尤其是关于莫言和北岛的两期特刊,从另一个更深入的角度讲述了和中国文学文化相关的故事。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西方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力量,以及它在21世纪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当代世界文学》对于中国的关注在报道语调上不再是表面而遥远的,而是融入和参与的。《当代世界文学》对于中国的报道模式已经开始变得深入,深入探寻它的文化。这也是西方文化开始慢慢认识到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它在现代世界的影响力的一个过程。从1935年以来的模式已经显示出了这样一种转型,即从带有批判性的遥远的学术视角变成了一种参与和合作的视角。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互相理解这一目标,我们用创造性的学术合作代替了曾经的那种对中国文学严厉的学术审视。”(28)从古至今,中国书写随着中国的崛起而不断丰富与发展,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种影响力令西方刮目相看,改写了西方人长期以来固有的“中国观”,使他们从以前的简单、草率、傲慢、轻视、隔膜慢慢转变为现今的参与、合作、融入。反过来看,这种世界的“中国观”的改变,有利于中国书写,尤其是现代中国书写,在全球化的今天,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接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似乎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