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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中国”：“外译中”少于“中译外” 由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之所以发生转型，之所以要用现代中国文学取得古典中国文学，并非孰优孰劣的问题，而仅仅只是因为古典中国文学已经不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因而要创制一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文学，这就是现代中国文学。而要创制现代中国文学，在本土文学传统里难以找到相应的资源，因此人们不得不“别求新声于异邦”，唯西方马首是瞻。陈独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15)那时，为了创造现代中国文学，新文学家们倾力输入西方近现代文学，很少考虑把现代中国文学输出去。也就是说，在最初几十年的中外文化商谈中，中方主动放弃话语权，因此造成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失语的困境，形成了“中国—西方”文学的“输入—输出”的不对等。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文学交流意义上的输入型国家。 尽管在晚清就有陈季同等极少数几个人讨论“译出去”的话题，尽管在20世纪初也有了一些零星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但它们并非完全是由现代中国本土文化自信所致，反而主要应归功于海外有识之士的识见与作为。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人威廉?阿兰较早意识到向海外传播现代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于是，由他出资，并请当年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萧乾帮忙，一起编辑出版英文期刊《中国简报》，尝试着向英语世界译介现代中国文学。但是，这种拓荒工作举步维艰，《中国简报》出到第八期就被迫停刊了。也许《中国简报》出版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较早自觉地把现代中国文学带入世界文学的关联场域，置于同一时空里；将现代中国文学的“输出”作为现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整体而言，最初的现代中国文学对外译介遭遇到了寒潮。后来，萧乾在回忆当年出版《中国简报》的境况时，十分无奈地说：“当时，住在北京的不是外交官就是传教士。他们的兴趣在高尔夫球和赛马上，谁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感兴趣！”(16) 以上那种冷冷清清的“外译中”的窘况至少还能说明当年在中国本土曾经有人着手对外译介现代中国文学，只是因为曲高和寡而无疾而终；但是比这更显凄凄惨惨切切的是，在海外，当时连有这种自觉意识的人几乎没有。现代中国文学头两个十年，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在海外被译介，可以想见，当时现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里缺席与失语的程度何其之严重！美国中国学家斯诺说：“我想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们用中文写作时是怎样谈和怎样写的……然后当我去寻找这种文学作品时，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实际上没有这种作品的英译本。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没有译过来，短篇小说也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登在一些寿命很短或者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以上是1931年的事。”(17)这种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西方文学“独语”而中国文学“无声”的状态，直到1935年《天下》月刊的创办，才有些微改观。林语堂继承和发扬陈季同和曾朴等人把“译进来”与“译出去”结合起来的传统，成为19世纪把现代中国文学“送出去”的“送去主义”的践行者。他十分注重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尤其看重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自尊。只可惜像林语堂这样具有“文学/文化输出”的自觉意识和超前意识的现代中国作家少了些。毕竟大多数现代中国作家还在忙着从域外“拿来”呢！ 现代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严重“入超”，“文学赤字”很大。“到了2011年，中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为2比1，相比2003年时的15比1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18)但是，“有关英译本的年度出版种类连续三年都未达到两位数。”(19)“美国翻译家白睿文提供了几个数字：2009年，全美只出版了八本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4％。(20)此种严重的不对称形象的形成原因颇为复杂。针对接受空间来看，美国经济状况对于出版业的负面影响、该国受众的接受取向与中国文学的隔阂，无疑是无法回避的障碍。此外，相关专业翻译人员的匮乏，如同葛浩文那样资深且颇为投入的译者并不多见，因而翻译特别是高水平相应译本的明显缺乏使译介工作因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有关需求，而成为一把双刃剑，本应为中国现当代小说走向世界的桥梁，但因无以承受之重而时或沦为屏障，进而影响相应文本的国际化进程。再有是研究对象的选取失之过窄，多囿于鲁迅、张爱玲以及沈从文等热点作家，明显缺乏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全面考察与整体研究，且总体而言体现出重现代轻当代、重内部考察轻外部观照等诸种褊狭。(21)即使在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也难以乐观。据日本翻译家饭塚容介绍，1990年以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了出版业的急剧衰落；由于资金短缺，出版市场环境恶化，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只能是零散的、带些偶然性的，缺乏整体统筹。(22)当然，这种国与国之间文学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不对等现象也存在于西方国家内部，比如，美国引进的国外图书，只占本国原创图书的3‰ “中译外”远远大于“外译中”，申言之，国外文学的“输入”远远大于现代中国文学的“输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加强对这种“世纪顽症”的跨文化研究。它不仅是一个现象性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语言、文化和思维等方面差异的问题。在处理“西方—中国”关系的时候，我们总是难以进行深入反思，不是“东倒”就是“西歪”，不是盲目西化就是沉迷传统，不是西方化就是东方化，“难于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心平气和的兼容并蓄中创造一种新文化”。(23)看来，我们只有正视这种中外文学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不平衡，理性地看待中外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的差异，克服跨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才能寻找到跨中外文化的共同的文学规律，最终或许能够找到解决中外文学贸易不对等的方法和门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