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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逻辑：“用事实说话”的内在线索 从文学编年史的角度来看“逻辑”，事实上是为了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编年史的意义。逻辑其实就是规律，但应用于文学编年史的规律不是死板教条的，而是“暗流涌动”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也不可能始终处在一个平行线上，甚至会因为历史背景的不同而产生方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勾勒出这个时代文学的走向，这种客观的差异就是逻辑。 编年史的体例虽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它迫使学者回到第一手资料中去，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钩沉、辑佚，继而掌握尽可能翔实、准确的文学史料，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用事实说话”的文学本身的逻辑和秩序。这种逻辑和秩序，不是靠观点来“粘合”史料，而是靠史实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同时，这种逻辑是暗藏在史实之中的，需要进行详尽的梳理和仔细的辨析才可清晰呈现。因此，逻辑不是编纂者刻意表现出来的，而是在客观反映历史情况中，自然而然生成的，是一种直观的、切实的感受。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阶段性，这个阶段并非一定要以十年为单位，这要“用事实说话”的内在线索来判定每一个阶段的划分与长短，以及每一个阶段的特点，由此去触动和感知文学在某一个阶段的主题、题材，去感知文学自身的流动与变化。 比如，在1895年1月至1905年12月这个时段，“白话”一词出现频率最高，据资料显示，共出现194次。无论是白话文还是白话报，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事件，被众多作家所关注。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为适应维新、启蒙的需要，白话报刊陆续出现。从章伯和、章仲和兄弟主办的《演义白话报》，到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胡适等人主编的《竞业旬报》，清末白话报刊的发展势头可谓迅猛。蔡乐苏曾著《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一文，可见数量之多。此一时期白话文的提倡和白话报刊的繁荣，为后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到了1906年1月至1915年8月，“白话”一词的数量骤然减少，只有36次。可见，在1906年以后的10年时间，文学的方向已从“白话”的道路上偏离。两个十年中，有如此大的方向上的差异，是因为1895—1905年是文学启蒙时期，是充满着变革色彩的十年，而变革的突破口恰恰就是“白话”。当变革成功，白话已成为主导，那么1906—1915年自然就放弃了“白话”的阵地转而追求其他。在1906—1915年十年中，也有一个频发词汇，即“创刊”，共出现243次。这十年是创刊高峰时期，比如仅1906年2月《北洋学报》在天津创刊；3月14日，《法政杂志》月刊在日本东京创刊；4月24日，《潮声》半月刊在汕头创刊等等。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或多个文学杂志报刊“创刊”。这在其他时期是没有出现过的。这也足以说明在“白话”掀起的革命之后，文学成为了一个突破口，众多的文学刊物在这个十年相继“创刊”，从“白话”到“创刊”，充分反映了文学的流动性和顺接性。 1924年1月到1926年12月虽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文学事件非常多，在这些事件中，“革命”一词的词频较其他更为突出，共出现241次。尽管从晚清时期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革命”一词始终是作家所关注的焦点，但是随着新文化的渗透、沉淀、吸收，“革命”不再只是一种激情，而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加之十月革命的爆发，许多作家开始对“革命”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因而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与十月革命有关的作品。而在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的时段中，“战争”的词频较为突出，共166次，在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中为161次，1945年9月至1949年6月中为126次。也就是说从1937年到1949年，“战争”始终是中心话题，也始终是文学的核心。这也确实应和了被称作战争时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从抗战到内战，连续不断的战火硝烟弥漫了大中国，给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熏染上了一层浓浓的火药味。长期以来的研究让我们看到，秉承着“启蒙/救亡”的二元模式，将战争视作全民“救亡”的肇始，有“救亡压倒启蒙”的著名判断，又断定文学艺术的生成更多地受惠于精神世界的“启蒙”，而“救亡”的需求则很可能与文学本身的目标背道而驰。战争确实中断了文学发展自己的进程，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文学向一个特殊的方向发展，民族战争也鼓励着新的期刊的不断诞生，虽然它们很可能生命短暂，但仅就品种而言，却大大地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阶段，据统计，战时的图书出版中，文学类书籍恰恰在数量上最大，1941年度就占全年总出版量的28％，1942年为41.7％，至1943年上半年则到占45.8％。(13)透过文学编年史，看到的是“战争”的频频提及，而透过“战争”，看到的是文学的内在逻辑性。 可见，文学编年史不需要像文学史一样，总结出“文学的革命”与“革命的文学”一类概括性的词语，其自身就能够体现具有逻辑思辨能力且资料翔实的整体文学面貌，将历史的碎片与整体结合起来，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文学编年史事实上是文学史研究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和需要，是将文学向纵深化、情景化、完整化的角度延伸。文学史的编写更多地依据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构架，因此，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就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而编年史则不同，大家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历史背景，没有新的材料，出现过多的编年史，就难免重复，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编年史也有不同的编法，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总体来看，“时间”、“细节”、“逻辑”是编年史的三个关键所在。没有一个现成的说法，是应该先有文学史，还是先有编年史。二者都应该有，先后不重要，重要的是二者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的互动关系，这是需要很好把握的。 注释：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⑦刘勇强：《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两个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③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④⑤⑩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150、36页。 ⑥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文存第一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⑧⑨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9页。 (11)周作人：《爱罗先珂》上，《周作人散文全集》(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12)鲁小俊：《作家年谱与文学编年》，《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3)潘公展：《出版趋势的过去与将来》，《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 (责任编辑：admin) |